溥伟的性格、才质均在载沣之上，论血缘与溥仪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对帝位颇有觊觎之心。在慈禧太后“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一职的便利，在宫中苦等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听到些对他有利的好消息。《异辞录》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将之拒之于外。”溥伟被拒后勃然大怒，曾咆哮于宫廷之外，事为外人所知。

　　后来，溥伟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宣布载沣为摄政王的时候，载沣叩头力辞，慈禧太后忿然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得知后再度兴奋起来，但张之洞拟定的懿旨公布后，只有载沣任摄政王，并没有任何提到他的片言只语。愤然之下，溥伟对张之洞愤然相讥，责问他为何在诏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并遍骂各军机大臣，要求重新拟旨。张之洞岂是吃素的，他年纪虽然大了点，但脑子还是很清楚，他只淡淡的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张的一句话，一下就把溥伟顶到了墙角上。

　　心有不甘的溥伟，后来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又岂能掀起波澜？没过两天，载沣和奕劻便采取强硬措施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警告：“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这种有针对的申斥，已经明显露出杀机。溥伟自知无望，只得知趣的退出这场权力的角逐。

　　溥仪继位后，溥伟为此忿忿不已，日久生疾，只好求医问药。某宗室显贵私下嘲笑他：“这是患的心病啊，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另一个补充道：“哪里，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闻者无不捧腹大笑。溥伟的不满，在皇族内尽人皆知，所以宣统一朝，他受到载沣一系的疑忌，再有能力，也只能在禁烟大臣这样的闲差上打发。

　　载沣弃用贤才并不限于亲贵，就算是满人，只要对他们兄弟抓权有所妨碍，也要一脚踢开，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铁良。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原是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又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而且当时也就四十来岁，但这样一个老资格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让他去给载洵和载涛两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做副手。这还不算，1910年秋，载沣干脆找了个借口，把铁良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赶了下去，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张謇日记》中说：假如袁世凯一旦死亡，北洋的新军，据我所知，只有铁良尚能运用，铁良在旗人中，是比较干练而有计划的人。他对于陆军，亦曾埋头研究，他在军事上的知识，并不低于袁世凯。不料载沣听先入之言，罢斥铁良，而用，不啻自坏长城也。要说起来，铁良被弃用也和奕劻有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他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扫清道路，至于后来继任陆军大臣的荫昌，也只有惟载涛之命是听。

　　至于清末的其他重臣，死的且不去说他，剩下几个有能力的，也大多斥革。与袁世凯齐名的原两广总督岑春煊（当时号称“南岑北袁”），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被赶下台后，载沣也未能加以擢用。岑春煊出身豪门，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没有收礼的岑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国闻备乘》中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两广总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大小官员皆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可惜的是，岑春煊虽然有胆有识，但又失之过粗，这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与岑春蓂同时下台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林绍年等人，也都未再度启用，而后者均以为官清廉刚正而著称。

　　在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原本可以替代其位置的“出洋五大臣”之一、原直隶总督端方也遭到厄运。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 “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镇压的端华、肃顺亦为其家族中人。尽管出生于这样一个显贵家庭，但端方本人却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在21岁那年中举，这在满人中可算是聪敏好学。

　　1898年戊戌变法中，端方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同时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可见一斑。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革职后的端方处境险恶，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并诉称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原来是无间道？），这才获得慈禧太后的宽免。在蒙获召见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慈禧太后高兴，便急忙将早缮写好的《劝善歌》献上，慈禧看后大悦，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笑为《升官保命歌》。

　　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三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在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端方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袁世凯被逐后，端方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以袁世凯的才干，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但如果载沣打算让端方来取代袁世凯地位的话，倒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可惜的是，载沣并不是一个识才善用的主政者，在罢黜袁世凯不到一年，当时声望仅次于袁的端方也被赶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凯的案例更令人啼笑皆非。

　　1909年10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按说，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本该是驾轻就熟的，但在这次移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而这个“小意外”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