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 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党人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民国后长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由于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为革命之后经久实在的功绩，而宪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国目录。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蒋梦麟曾说，辛亥的革命使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但是，有幸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民们，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内战频频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较之前清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历史的吊诡与讽刺，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日期：2011-07-27　00:17:39
　　报刊的普及力主要集中于城市，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城市在纳新而不吐故的同时，也逐渐膨胀为一个与传统扦格不入的新另类。杨国强先生在《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中说，“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旧日的士人从农村起程远走，他们大半都会回来。但为学堂召去的读书人一经从农村走入城市，却大半不会回来了。”

　　科举废除后，旧士绅断了来源，而新的知识阶层只能产生于城市，生存于城市，作为主体人口所赖以生存的乡村社会，则依然是故旧如昨，甚至更加的愚顽下挫。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参与创办《民报》的汤增壁曾说，清末革命时期的“民族思潮”只能“灌输中等以上”，至于那些行商坐贾、农氓役隶这样的芸芸众生，就算是“驱除鞑虏”这样有激情的东西，也都是没有兴趣去听的。

　　清末的一次演习结束后，冯玉祥去拜会一位朋友，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跟他说话，头一句就是：“你置了多少地了？”冯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冯说：“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老先生说：“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冯玉祥觉得再也没法说下去了，但他后来思考后不得不承认，这位老先生的话实则是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祇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祇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这可算是一句大实话。蒋梦麟在1908年赴美留学时，上岸后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似乎真不是一场反专制的革命。

　　自戊戌变法以来，新一代的读书人总希望引入西方的制度以挽救中国社会的沦落。但是，中国的4亿人口中，绝多数人连民权的ABC都不知道。杨天石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并不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共和知识分子”，但“共和知识分子”又包括哪些人呢？他们中应该有职业革命家、年轻的学生、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穿着军服的新军士兵或军校生，或许还有“先进”的会党分子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占全国人口至少90%以上的农民，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在哪里？

　　共和民主思想的火种在茫茫人海中（其中大多数人很可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犹如浩瀚海洋上偶尔露出的岩礁，革命党人没有兴趣去唤醒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对所谓的“革命”抱以冷漠。革命者或许应扪心自问：革命能给农民们带来什么？共和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革命者或许会说，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但反过来说，如果鸿鹄不知道燕雀们的需求，他们为什么要去支持革命呢？而鸿鹄们又有什么资格去代表他们并声称自己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呢？又如何能指望一个崭新的现代民主社会从中产生呢？

　　《民国奇闻》有这样一则故事，虞阳有个李姓草民，世代务农，并不识字，因嗜酒过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号 “李赤鼻”。李赤鼻贪杯，醉后最喜骂官，骂得多了，有一次被官府逮了进去，被抽了几嘴巴之后，人家问他：“你为啥要骂官？人家跟你有仇吗？” 李说：“我听人说‘官吏多贪墨’，所以痛恨之。”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李赤鼻便与其父说：“我们家为何不起义？”其父说：“真是傻儿子！我们乡下人，种田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异处。”李赤鼻大怒，骂道：“懦夫！懦夫！”随后他跑到某学究家，问“革命”二字如何写法，学究便写了这二字给他。李赤鼻撕了一幅白布，贴上“革命”二字，拿了根竹竿挑在门外，雄赳赳气昂昂的站在下面，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便扯住过客说：“我们家起义了！”路过的人无不大笑。某公听说后，喟然长叹道：“可惜啊！赤鼻只认识‘革命’二字。要是他读了书，那岂不是要当个横行天下的革命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