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鼻的“革命故事”实则是另一个版本的“阿Q造反”。阿 Q是未庄唯一听说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或者与生俱来的观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而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城里杀革命党人，阿 Q看后兴高采烈地向未庄的愚民们炫耀：“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等到真的革命来了以后，城里的举人老爷为转移财产而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家攀了“转折亲”，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对“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见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后，更让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这一飘然，阿Q便觉得革命党似乎就是自己，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日期：2011-07-27　00:18:22
　　看到未庄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着阿Q叫：“老Q！”而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的尊称阿Q为：“阿……Q哥！”革命的快感给阿Q带来了“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进行了“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丨炸丨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
　　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这就是阿Q的革命纲领。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样是最底层的小D (阿Q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搏斗)，还有王胡（阿Q认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墙之辱），所以他们也都成了阿Q名单上的“该死对象”。

　　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过某义军的文牍，这支队伍虽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但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在折腾与被折腾后，郭在《感时》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据巴金的回忆，在赵尔丰被杀头、四川光复后，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也是反应迥异：小孩子们因为剪了辫子而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因为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有一则趣闻，说某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好不容易捐了一个候补知府，他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着报纸痛哭，因为这项耗资不菲的政治投资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写稿人行笔与此也不胜感慨：“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

　　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说，“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断送掉了。”
　　张鸣把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要求减免租税。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在农民们看来，“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当新政权依旧派人下乡催租收税时，即发生“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剥去了的事件。在此风潮下，地主财产被焚掠之事多有发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为“不安分”的农民认为，“朝代一换，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苏吴江同里镇七十二芋农民联合抗租，强迫地主交还“方单”，并宣布田地不应归原来的地主所有， “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三是趁乱发财。扬州革命时突然冒出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白洋绸布的“革命党人”孙天生，他虽然连张告示都写不出来，但仍带人趁乱占了官衙，分了库银，还对老百姓说：“官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个假革命党被捕杀后，后来还演成了一首民歌：“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

　　类似这样的故事，辛亥年里还有很多。革命未必是真的，但无论多精彩的过程都无一例外的发展为抢掠、争权、夺权的大结局。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畏畏缩缩，也不管是主动迎合或是半推半就，这些光荣或神圣或贪婪或根本就荒诞可笑的历史假说与真相，林林总总拼贴在一起，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们才能窥出这样一个未必那么完整的辛亥年。

　　革命过后，一地鸡毛。当假洋鬼子扬起“死踢客”（stick，俗称“文明棍”）不准阿Q革命时，阿Q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他甚至痛恨而怨毒的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 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
　　阿Q的失望，不仅仅是因为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也未必是“革命党”们没叫他一起“革命”，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革命后的“照旧”:“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 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