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以后，各省普设新学堂，“时局多艰，储才为急”也成为朝中大员与各省疆吏们的共识。痛定思痛之下，旧科举的不合时宜及与新学堂的抵触显得格外的鲜明，“东西各国富强之效，无不在于学堂”，“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科举制度也就此走到了终点。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为由，“请宸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诏书一纸，乡试、会试、科考、岁考一律停止，行之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屡试不第的山西老举人刘大鹏虽然早已放弃功名仕进，但他在听说废除科举已成事实后，仍旧有一种天崩地裂、万念俱灰的痛感。在当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举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数日后，刘大鹏又记道：“昨日在县，人皆言科举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课业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如此，无可挽回。”之后数月中，刘大鹏仍感慨万千，不能释怀：“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籍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精神的幻灭尚在其次，失业导致的生计之压力才是最痛楚入肤的。科举再无复活之可能，已入仕的上层士绅固然无碍，那些有势力或有金钱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抢占新学堂和留学带来的好处，唯独那些已经从事举业而未成功、年龄偏大不易改行且家境困窘的童生、生员甚至举人们，这些散居于农村的旧士绅，他们的利益受损又有谁来关心？
　　次年3月，刘大鹏听说昔日的旧友塾师因为失业而导致“仰屋而叹无米为炊”的窘境后，不免大叹息：“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半月后，刘大鹏愤愤的写道：“当时弊政莫甚于卖官鬻爵，乃新政既行于今五年，依旧捐纳实官未曾停止，令人莫解。维新之家动曰除弊，卖官之弊何以不除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所幸的是，清末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当年的那些维新派要老练成熟许多，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以解决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1906年，清廷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以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另外，按《各学堂奖励章程》，朝廷对中学堂以上的各级毕业生分别奖予相应的科名，如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予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慰藉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

　　在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的努力下，清廷于1904年制定近代第一个系统学制（因当年为癸卯年，亦称“癸卯学制”），在这个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中，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就内容层次而言，“癸卯学制”已非常接近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这也是中国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一步。

日期：2011-07-27　16:00:30

　　1905年12月，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正式成立，在传统六部之一的礼部被削弱的同时，学部执掌教育并将之职能大为扩充。新教育铺开之后，其成效不可不谓显著，据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中的数据，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而5年之后，全国学堂已扩至52348所，学生增至1560270人，发展之速，可谓惊人。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具体列出：1909年全国高等学堂学生约4千余，专门学堂学生约2万余人，普通中学堂学生约4万余人，实业师范学堂学生亦约4万余人。以此计算，则中学堂以下学生占了大多数。

　　初级学堂及学生数量的激增，既以教育新政铺开未久相关，也与清廷颁布的《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有莫大关系。“强迫教育”实则类同于现代之义务教育，该《办法》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州府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尽管该《办法》未必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但其强度亦可想而知。

　　1909年6月，山东巡抚袁树勋专折上奏，请求朝廷对“行乞三十年，兴学三州县”的“义丐武训”进行表彰；1911年5月，江苏川沙厅已故职商杨斯盛因“倾产兴学”而被清廷下令“付史馆立传，并赠盐运史衔”。清廷的鼓励与提倡，无非是要在民间树立“兴学育才”的风气。
　　新教育以西学为先，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极口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其影响下，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200名学生前往日本而提供便利。

　　1903年4月的《游学译编》（第6册）曾发表一篇妙文，其中谆谆开示:“当今科举，作为三届裁完。已中式之进士，须入大学堂卒业，然后选官。向之极慕恋之科举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我父老试思:与其以家居求之也，较之航洋求学者之进取为如何?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千以买举人者，不得则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

　　为解西学人才之匮乏，清廷积极推动官费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经考核合格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并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海外留学掀起热潮，而其中又以留学日本的为最多。
　　古有遣唐使，今有留日生；同种不同命，国运渐已分。在庚子年前，留学日本的学生极少，1896年不过十余人，庚子年后也不过数百千余人，但1905年日本战胜老牌的帝国沙俄与废除科举后，留日学生人数陡然激增，1905及后两年均达到八千人，1906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人数增加过快，当年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均为自费生）。由于日本的教育机构无法接纳潮涌般的中国学生，而留日速成生的质量颇有欠缺，学生间又有革命风潮，日本文部省后来颁布《取缔中国学生规则》，严格本土留学机构的招生及教育，加之清廷停派速成生等因素，1908年后留日学生锐减为4000人并渐趋下降，留学日本之热潮也就此降温并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