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试结束后即举行殿试，考场在保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派有阅卷大臣七八人。殿试揭晓，榜单分三甲：一甲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无定额（百余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亦无定额（约百余人），赐同进士出身。金榜题名日，仪式极其隆重，皇帝登殿，新科进士立于殿下，由传胪（二甲第一名，即全榜第四名）唱名，让皇帝亲自查看。唱完后，新科进士们在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带领下齐下殿阶，鱼贯而出，行至午门，顺天府尹为鼎甲披红备马，大兴、宛平县官为之扶镫上马，马出正阳门（按清制，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此为特典），其余进士出两侧门，共同游街，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漫漫科考路，荣耀莫过于此。

日期：2011-07-27　15:58:16

　　新科进士们须参加朝考方能授予官职，朝考一级拨入翰林院，称庶吉士，三年后散馆，假以时日，将为朝中高官之候选人（清代汉人居大学士者119人，除左宗棠为举人外，其余均为进士出身）；二级分发六部以主事用（六品）；三级分内阁中书（七品）；四级分省为即用知县（七品）。授职后由礼部带领引见皇帝，之后内用者留京，外用者归省，科考之路，至此结束。之后的仕宦沉浮，那就看各人的际遇了。（考试程序参考杜慕堂《清末考试制度》一文）

　　清代会试，每次有七八千举人参加，录取比例大概在30比1（平均每科录取236名进士）。据张仲礼的估计，太平天国前的全国举人数大约为18000人，全国进士在2500人左右。按清会典，全国官缺（包括中央与地方）27000人，去除其中的7000武职，剩余的两万为文官，若不计入亲贵、捐纳等非正途出身的的官职竞争者，这个数额与全国的巨人、进士数大体上是相等的。
　　按科举的选官制度，中进士即可授官，举人则须经过“大挑”方可授予低级官职。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说：“乾隆年后，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即所谓‘大挑’一途。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于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光绪年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当年就因相貌怪异而第一个被剔去）。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

　　科考路上多坎坷，其间心酸远多于快感。《聊斋志异》中对科考及落第的极其传神的描写，说秀才投考有“七似”：初入时似丐，点名时似囚，入考房后似“雨未之冷蜂”，出场后似出笼之病鸟，等张榜时，“草木皆惊，梦想亦幻。一得之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萦之狭；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碎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落第者失意之后，“心灰意冷，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闽谚曰：“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梁启超曾概括说:“县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就考试难度而言，秀才一关尚可，因其考试内容简单，而且生员的身份可以通过捐纳或荫生等途径获得；举人一关因各省名额有限、参考人数众多，且只有乡试一个途径，难度最大。到会试一关，因举人的人数已经有限，加上一些举人年龄已大、或不再求官而另创事业等因素，相对乡试要容易一点。至于殿试，因为贡士的定额为320人，而前三甲的名额为236人左右，得中进士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困顿于科场数十年的晚清举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吾在太古县西街，见一大车与一轿车争路，大车所载者重货，轿车只坐两人，一人儒服儒冠，喝令其车夫将大车车夫痛打，大车车夫始支架不让，旁一人告之曰：此孝廉车，而喝令者即孝廉（举人），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将汝送县，再吃大亏。车夫闻之，鼠窜而退。”
　　刘大鹏生于1857年，世居山西太原县赤桥村。赤桥村临近晋祠，交通便利，本地以稻草为原料，造纸业颇为发达，因而乡民经商的多，务农读书的少。刘大鹏9岁受业，37岁方中举（1894年），科场并不顺利。在之后的会试中，细心的刘大鹏发现，在乡试时，官员及号军差役呼应试者为“先生”，而在会试场中，这些前来应试的举人们则被称为“老爷”。
　　古往今来，被困于科场的名人大有人在。“圣人”康有为算是有才的，但他考秀才考了3次，在乡试场屋中更是虚度二十载，六试不中。康的弟子梁启超则年少成名，16岁即中举人，他的同门、清末民初的报界闻人汪康年则10年内四试不中。汪康年的老师瞿鸿禨21岁即中进士，瞿鸿禨的座师王文韶22岁中进士。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浙江乡试中，幸运之神还是降临了汪家，29岁的汪康年与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鹏年同榜中举，而在此之前，盐商出身的汪家一族37年中无人从正途获得功名。与汪康年同榜中式的还有后来的名流蔡元培、张元济等人。3年后，汪康年在会试中考上贡士，但因病未参加殿试。直到1894年补殿试并获三甲第五十九名，功名路上功德圆满。但朝考前，汪康年再次患病而未能应考，由此也暂不能授予官职。

　　僧多粥少，仕途拥堵，古代当今，概未能免。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说，举人“大挑”制在行之数科后即逐渐拥挤，外省知县没有一二十年不能补缺，光绪年后更是拥挤不堪。就算是以进士分发知县，也要一二十年才能补缺，故时人戏称“即用”为“积用”。缺少官多，流民之外遂有“流官”，竞争的加剧导致贿赂买缺求差的举动成为惯例，官场风气也一日坏似一日，历朝历代，似乎都延续了这个轨迹。近代以来，外战的一败再败令士大夫心惊，而科举中的考试内容及形式也遭到持续的质疑。学非所用，考非所能，传统的知识体系不能强国济民，其存在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日期：2011-07-27　15:59:22

　　二、科举骤废
　　国势日衰下，就算是笃信国学的传统士大夫也感到不自在与不自信。庚子年后，张亨嘉以光禄寺卿充大学堂监督，有人问及中西学优劣，张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伎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愤激之辞，以诙谐出之，闻者莫不倾倒。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尚未触及科举存废本身，已经激起了众士人们最强烈的反抗。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乃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康有为考中进士不过数年，却企图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笔帐又如何算？果不其然，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士子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始料未及的。

　　1904年7月，清廷按常例举行甲辰科会试，由于次年宣布废除科举，因而此次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值得一记的是，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最后一次的进士则有以下闻人：谭延闿，35名；蒲殿俊，41名；陆光熙（陕西巡抚陆钟崎之子），62名；沈钧儒，75名；黄远庸，80名；汤化龙，108名；张其锽，118名。
　　就在同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大地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却只能无奈又颇为无耻的高挂“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