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刚入上海，他就让他的大哥李瀚章在香港购西式洋枪三千杆，他物色洋人为他采购西式枪炮，不惜工本。同治元年﹙1862年9月﹚，淮军各营装备来复枪一万余支。第二年，淮军又装备了能发射炮弹二十六磅的西式大炮。李鸿章对德国造的克虏伯大炮最为钟情，此种后膛火炮，每尊重达四十吨，价值白银六十万两，每发炮弹价值白银三十两，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重型大炮。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一口气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采购了二十八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将其布防于大沽炮台、北塘炮台、山海关炮台，大大加强了京津防务。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装备了十九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一百一十四门。每营有正勇一百四十四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六门，马一百五十匹，车十九辆，淮军的炮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欧游列国时，他参观了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虽然面对他的北洋军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威猛的克虏伯大炮也只能望洋兴叹，然而，就是克虏伯大炮寄托着李鸿章的深深思考和万千感慨。

日期：2011-04-27　13:19:09

　　李鸿章总是两条腿跑路，为了不受制于人，李鸿章创建上海炸炮三厂，后改为金陵制造局，专门仿造、创造西式枪炮弹药。
　　为了让官兵熟练掌握西式武器，他高薪聘请洋教习演示西式枪炮技术，甚至干脆派遣留学军官出国取经。除了装备西式武器，他还让淮军改习西式操典。
　　到甲午海战前，李鸿章新练陆军加老淮军共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马，这是中国第一支标准的近代化军队。淮军源于湘军，先以湘军为师，后以洋枪队为师，最终取代湘军成为中国主力军团。湘军引起了中国军制的变化，实现了中国军队的半近代化，淮军最终确立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地位。
　　李鸿章建设北洋陆军和北洋海军是他洋务运动的头等大戏。然而中日甲午一役，凝固着李鸿章毕生心血的北洋军就像纸糊的老虎，不堪一击，北洋军的覆没，也标志着李鸿章洋务运动的破产，他只好孤独的退幕。当后人辩证的对待这段辛酸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改革家，特别是他那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的精神尤为可敬。
日期：2011-04-27　15:57:01

　　李鸿章曾经指出，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同时他时刻关注日本的变法，他断言日本虽然为蕞尔小国，但以它学习西方的速度，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必然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炸炮三局，其中一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率先引进一套外国机器设备，实行大机器生产，严格意义上，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兵工厂，在这之前，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该所尽用汉人，不聘用洋将，实行手工生产，它只能算作是一个半近代化的兵工厂。
日期：2011-04-27　18:08:34

　　同治四年﹙1865年﹚，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李鸿章让丁日昌以六万两白银全权收购位于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该厂与上海的其它两个洋炮局合并后，定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该局初期专造枪炮弹药，后来发展到造轮船、炼钢铁。它下设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铸铁厂、轮船厂、枪炮厂、船坞等。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厂，自从有了江南制造总局，中国初步建立了近代重工业体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频繁，由于国人只讲八股，不识外语。在外交中，常常陷入被动。为了培养翻译人才，中央洋务领袖恭亲王奕䜣牵头率先在京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即京师同文馆。一年后，在留学生容闳的建议下，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开办了翻译馆，即上海广方言馆。该馆突破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模式，扩大招生范围，主要招收上海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同时扩大知识面，学员不仅学习语言知识，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翻译馆聘用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林乐知等翻译外国科技文献，并由当时国内杰出科学家华蘅芳兄弟、徐寿父子配合工作。翻译馆选择聪颖学生学习翻译成果。在李鸿章的密切关注下，到清末，翻译馆共译书一百六十余种，一举成为中国的翻译中心，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它推动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也为康梁维新思想的形成注入了生机。同时这种新式学堂对古老的八股科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随着这种办学模式的推广，科举取士制度随着大清国被前进的时代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日期：2011-04-27　18:33:58

　　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广泛开展，洋务人才一时成为稀缺产品。为了缓解这个瓶颈，李鸿章打了一张王牌—派遣留学生。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坚决，还得力于一个人物的推波助澜，他就是容闳。
　　容闳，广东南屏人，幼年求学于港澳地区的教会学校，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赴美留学，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留美八年，怀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学成归国。他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归国之时，正逢太平天国与大清国较死劲的时候。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容闳对国内的政治很失望。他访问了太平天国，并受到干王洪仁睦裼觯彼馐兜教教旃荒芨逃裙幕崾保餍栽诮骶沤銎鹆瞬枰渡狻：罄矗芟婢乘г奈校懊拦褐没魃璞福岁腿葶龋谠木偌鱿拢⒏桓龊虿雇纳矸荩盟诮昭檬鸬狈牍伲滦蕉傥迨健＞褪窃谒慕ㄒ橄拢屠詈枵略诮暇稚璺牍荨Ｋ淙辉诖笄骞钡昧艘还侔胫埃庵徊还侨ㄒ酥疲挥惺ニ逃裙拿篮孟ＭＭ纹吣戛v1868年﹚，曾国藩奉命全权处理天津教案，容闳担任翻译官，容闳虽然对大清国的混乱秩序深为不满，但是对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士大夫颇具好感，而且，他们还有过愉快的合作经验。容闳逮准了机会，间接的向曾国藩兜售他的留学计划，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欣然同意，他与李鸿章拍板定夺，联名向朝廷建议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批准了这个时髦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