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8-09　08:11:01

　　最后的战争：文化（1）
　　时间到了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忙完伟大的开疆拓土工作之后，秦始皇终于有时间也有精力将视线内移，继续打点内政。
　　在这一年，秦始皇做了二件事。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二件事情之后续影响都不同凡响，尤其是后者，乃至不同凡响到直接与伟大的秦帝国之命运挂上关系。
　　关于秦始皇发心来做这二件事，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却是如伟大的开疆拓土运动一样，是帝国政策的有效延续。
　　帝国在推进政策时表现出来的这种惯性，就如骡子推磨，聪明的主人会在骡子面前吊一把青草，骡子总想吃到那把青草，于是不断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
　　也就是说，它是有着极强的主观吸引力的，并不如车速的本身，只是一种被动。
　　用一句术语来说，这种政策惯性就叫“路线依赖”。

　　所谓“路线依赖”是指，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
　　一直以来，秦始皇给我们的印象总是清醒的、理智的、且是充满智慧的。就是这样一个心眼比米粒还多的人物，要想让他迷失在自我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谈何形容。一定是有一种比青草还要强大的力量，借以形成天道无边的磁场，如一束光一样将他罩在里面，享受光明的同时又无处逃身，才有可能做到。
　　事实上，这种力量的确存在，它就是我们在前面无数次提到过的法家思想。
　　自从商鞅来到秦国以来，秦国的面貌基本上没人再认得出来，因为这世道变得实在是太快了。法家制度的确立让秦人找到了飞扬的旗帜，耕战政策把民众的热情点燃了起来，而打压腐朽的贵族势力、向卓越的平民高知开放仕途，又给政府带来高效而清鲜的政治空气。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中国革命若要取得成功，必有要有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是：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

　　细心的诸君一定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三大法宝与秦人所以致胜的三大政策确实有着惊人的巧合之处。或者可以这样说，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匠心独运，慧眼独具，发现并总结了这三大政策的无限能量，并且这三大政策最终拧成一股绳的力量。
　　无论秦人在军事上玩过多少次的二线作战、钳形攻势，但每一次出击，秦人正是在这种“绳”力的牵引下，注定都是一记合力的重拳。
　　也无论六国如何处心积虑地跨国联营搞合纵，如何联兵西向玩强大，局面最终都如一不小心丢在地上的豆腐一样，注定是无法收拾的。因为他们坚守的虽也是高地，但那是过时的高地——没落的贵族气息，因此永远成不了时代的高峰。
　　到头来，秦人是见招拆招，招招制敌，而六国则是招招见制，一溃千里。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可行的道路，光明的道路，通向胜利的道路。
　　这就是秦始皇一意要继承的道路。
　　业已经证明的光辉的道路，促使秦始皇不能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无比光明的前景，又吸引着他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行，如水之就下。

　　我的意思是，法家思想才是引领秦始皇不断前行的实质性推动力量，他是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熏陶，并以之为根基，才成就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
　　而他也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法家思想的彻底胜利，成为那个几乎是不可收拾的乱局之终结者。
　　基于此而言，现在事实就很清楚了，并不是秦始皇造就了法家思想，而是强势的法家思想造就了秦始皇。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一层地了解发生在秦始皇身后的悲剧，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那一思想体系的。
　　也就是说，是属于文化层面的问题。
　　一个人如果个性太强，无疑不是好事，这会给自己的人生造成很多麻烦，包括隐井，因为树敌太多的缘故。
　　文化也一样，法家思想的冰冷面孔和刚强个性，它的不折中和一意孤行，即造就了进攻进攻再进攻的强悍的扩张性格，同时也给后来的帝国带来了蚂蚁一样多的敌人，促使中间势力或者持不同政见者，迅速转向对立面，成为政府的宿敌。
　　所谓宿敌，那是必要以刀剑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秦始皇在本年度实行的二大政策之第二个政策所带的恶果。
　　我称之为文化战争。
　　而正是这个恶果，如一双巨大的黑手，隐在幕后，继续推动并且扩大帝国在制度性建设时，有意回避却无意中遗下的致命黑洞－－六国蠢蠢欲动的反叛势力。

　　最终在某个极偶然的外力作用下，这二股势力——六国旧仇恨与文化战争所产生的新分裂——不可避免地合流，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漩涡，无情地将帝国撕成碎片。
　　这无疑是个悲剧。
　　下面我们就以实例来论证这一问题。
　　　　
日期：2011-8-9 8:12:00

　　最后的战争：文化（2）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出重拳整肃了他的官僚系统，特别是执法系统。
　　那些平素里做惯公器私用、徇私枉法，导致大罪轻判，小罪重判的司法人员，成为这次整肃的重点。
　　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秦帝国是以法立国的国家，《秦律》对于秦帝国的意义，就如扶持农业对于秦帝国的意义一样。后者构成帝国的经济基础，是立国之本，前者则成为帝国的政治基础，是立国之魂。
　　对于秦帝国来说，这是他的两条脚，断不可偏废。
　　而帝国的执法官们，其执法水平如何，是否秉公办事，将直接成为帝国规划是否成功的风向标——民心向背。
　　因此，秦始皇这才拿出了他的看家性格，重拳清洗了他的执法系统，并且让那些“治狱吏不直者”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律充军边疆。
　　一部分北上当搬运工，搬石头修长城去了。一部分南下五岭地区，镇守南疆。
　　秦始皇用实际行动体认了儒家的“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的积极意义，尽管他满脑子法家主义。

　　似乎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效应，以及南征北战的胜利完成，让秦始皇心情愉悦。
　　于是，他来了雅兴，置酒咸阳宫。
　　他要大摆宴席，他要大会群臣。
　　作为帝国的智库——博士七十人，也受邀侧身盛宴。

　　不曾想，一场更大的风暴竟由这小小的酒杯来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