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雅的环境里，喝着美酒，听着雅乐，聊些生平极快意的事，不管是谁，遇着这样的情境，其心情自当如高天的白云，飘得很。
　　古人称这样的场合为“置酒”，同时为了烘托氛围，通常还会在“置酒”后面加上二个极高级的后缀——高会。
　　“置酒高会”是说，此情此景，谈形而上，比如白云与虚幻，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合适的。
　　不合时宜的是，谈泥土以及泥土之上的泥泞。
　　就是说，这样的场合，无需务实。
　　作为帝国智库的长官——仆射，那个叫周青臣的人，就迎合了这样的氛围，说了些很上场面的话。这些话当然让秦始皇很受用。
　　比如他说，“现在日月所照的地方没有不服皇帝的威灵的，又把诸侯国改成了郡县，从此可以免去战争的祸患，这是上古以来不曾有过的盛事。”

　　秦始皇听了果然大为高兴。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不知趣且大胆的人，他分明是不满意这样的波平浪静，于是照狠地往酒池里砸石子。
　　这个人名叫淳于越，齐国人，官衔是博士。
　　所谓博士，现在是一个学位名称，但在古代，是一个官名。在秦始皇时代，博士相当于策略顾问——通古今。
　　前文已述，在建国初期，左丞相王绾鉴于形势的需要，提出部分恢复分封制的问题，但由于李斯的坚决反对，秦始皇没有采纳这个看来是正确的建议。
　　时间过了整整八年，淳于越之所以旧事重提，很可能是出于他对现实地进一步观察，由此得出来的结论让他很不放心。
　　换言之，基于他的判断，淳于越很可能认为秦始皇或者帝国智囊，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有过于乐观之嫌疑，这才将八年前的旧议案重新翻了出来。
　　支持上述观点成立的论据是淳于越的态度，他以极罕见的、不计后果的粗暴姿态，在同样是粗暴的秦始皇面前发起飙来。
　　这分明是在挑战底限。
　　如果不是形势危急，如果不是出于忠诚于国家的角度考虑，淳于越岂肯押上身家性命的如此“胡闹”？

　　由此来看，淳于越应该算是一个道地的忠臣。
　　他猛烈地抨击了周青臣，无耻的当面拍马屁的行为。
　　他说：“商王和周王因为封建了子弟和功臣，所以才有千余年的天下。眼下，皇帝的子弟却是匹夫，一旦碰到了权臣篡国，试问有什么人可以帮助皇室的？做事不以古人为师法，决不能长久。周青臣当面谄谀，不是忠臣。”
　　博士就是高，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比王绾有水平有深度多了。
　　对于淳于越提出的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匆忙下结论，而是按惯例，交给臣下去讨论。
　　有一个人的反驳也很有深度很有水平，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有毁灭性。
　　这个引来毁灭性后果的人就是著名的李斯。

　　　　　　　　
日期：2011-08-09　08:13:28

　　最后的战争：文化（3）
　　此时，李斯的官衔是左丞相，这意味着李斯成功取代了前左丞相王绾，致使后者义无反顾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眼下是死是活，是善终还是恶终？一概不得而知。
　　直到多年之后，他的著名论断才为刘邦所忆及并大力付诸实践，但那也是天翻地覆之后的事了。
　　历史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有时候，她的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抵得上几百年的精彩。比如有秦前后的十几年历史，表面上它是政治层面的终结分裂，实质上，支撑这种胜利的最有力武器——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趋同，却是依然延续战国以来各说各话、各拥山头的吵吵嚷嚷的局面。
　　时势使然，秦帝国必要争夺并且控制住文化制高点，让这种致胜武器继续成为实施帝国建设的护法使者。在这个过程中，秦帝国实质上是经历了又一场战争，虽然只是一场文斗，但其间的惨烈，绝不亚于旷日持久的武斗——统一战争。

　　往后的历史表明，这场战争，秦帝国打输了，输得很彻底，将长年武斗所得来的成果全盘输尽。
　　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文化战争。
　　种种迹象表明，秦帝国的历史应该更多地从文化层面去考察她，看待她。这与后来的王朝，因为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有太多的不相同之处。
　　秦帝国的失败，更多的则是文化层面上的失败，这才是她的不同凡响的精彩之处。
　　由此来看王绾的失败，我认为，他并不是失败于政治斗争，即是失败于这种文化力量。
　　据此观察，勇于唱反调的淳于越，我们在感佩他的胆识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李斯在廷议中的反驳意见，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不仅仅是指由于李斯的发言，导致了影响深远的灾难性后果之出现，却是更有它的另一层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李斯的发言，其实是秦帝国在意识领域发起文化战争的集结号。

　　经过多年的忙碌之后，秦帝国终于将注意力聚焦在了意识形态上。
　　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多事的问题。
　　和淳于越一样，李斯在最后给出自己的结论之前，同样对现实形势作出了他的战地观察。应该承认，李斯的此一番观察意见是很深刻的，极有针对性。
　　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李斯还是很忠诚于他的国家的。
　　李斯说：“今古的制度不同，原不是立意相反，乃是时势变了。我们所定的是万世的大业，那只懂得三代之事的淳于越哪能体会到这些新制度的意义。从前天下未统一时，君主所定的制度常常受私家之学的攻击，他们说的名为古事，其实是装饰出来的虚言。现在天下已统一了，而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倘不严令禁止，那么下面的党派一结成，上面的威权就得坠落。”

　　到底是李斯，终究有他宽阔的政治视野和政治敏锐，我认为，正是这种异乎常人的能力，才决定了李斯最终能混出今天的人样。
　　仅以本次廷议为例，李斯就敏锐地意识到，淳于越的这种思想倾向不当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就是说不是个案，而应是普遍存在于当时思想界的普遍现象——这一点，从李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
　　耿直的淳于越，不过是这种普遍现象的突出代表罢了。
　　因此，精明的李斯才有意绕开“就事论事”本身，却是对这一现象发起了无情攻击：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这才是李斯的高明之处。
　　李斯认为，这不利于政权的稳固。
　　于是，他抛出了足以震惊千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