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8-09　18:55:26

　　致命缺陷（1）
　　提起周朝的世袭制，西汉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以降的科举制，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可是要说起秦帝国的用人制度，地球人就不怎么知道了。
　　难道秦帝国真的因为短暂，可用的人都还没死绝，因此不必考虑用人的问题？或者，帝国之政策，全靠击鼓传花来实现？
　　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那么，秦帝国究竟是怎样一个用人方法，依然世袭，还是依然延用战国惯例，从巧舌如簧的客卿中选人？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比较白痴，商鞅连贵族都连根给铲除了，何况官位世袭，想都不要这样去想。而且，焚书运动剑指的就是这种各立山头、各做大王的游士风气，也断然不会延续客卿那一套。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总有是的吧？
　　答案其实就隐藏在李斯给秦始皇的上书里。
　　它就是著名的“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前文已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家的重要政治信条。李斯的治国理念即由这个道统而来。
　　这一信条最早源自《韩非子·五蠹》里的一句话：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事实上，“以法为教”与“以吏为师”，只是一枚硬币的二个方面，这就如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山峰，遂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名句一样。
　　“以法为教”，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法家的主导力量，因此，势必打压并排斥其他流派的学说，于是有焚书事件。
　　问题是，自周朝的“王官之学”彻底溃败以来——周朝的教育一律出自天子所设立的学宫，民间没有私学，这就是“王官学”——传承有自的学术道统似乎有中断的可能。

　　就在这时，民间出了一位活跃分子，广收学徒，广为布道，以一己之力担当起“为往圣继绝学”之重任。
　　这个人就是孔子，除了“儒学之集大成者”这个耀眼的光环之外，他还当仁不让地占据这样一个头衔：中国历史上兴办私立学校的鼻祖。
　　但凡能混得“鼻祖”这个位子来坐，说明他是有徒子徒孙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至战国时期，私学的倡导终于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阵势：诸子百家的蔚为壮观，民间士人的集群崛起。
　　前者追求哲学上的突破，后者追求实践上的突破。

　　这两厢结合等同于惊人的“理论指导实践”，最终成为决胜战国的决定性力量。
　　这一点，在秦国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明显。
　　就是李斯本人，应该说，他也是充分意识到并且敬畏这种力量的。想当年，秦始皇清洗了吕不韦，接下来就想将那些碍事且极有可能惑事生非的宾客们，统统赶出秦国去。
　　正是这个李斯，适时地上书劝告秦始皇不要这样做，其人亦是凭籍一纸《谏逐客书》而实现奇迹般的崛起。

　　可是，就是这个李斯，到头来却要亲自抡起巴掌，把宾客们赖以存在的学术力量打下去。这样一来，势必会产生出如下的严重后果：
　　那些潜能巨大且是能量巨大的民间高知，他们该怎么办，何去何从？
　　已经“藏器于身”的力量，就是说，已经学成出师的智识阶层，他们何去何从，奔头在哪里？学业尚未修成却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的未来力量，他们何去何从，出路又在哪里？
　　对于这二个巨大到足以摧毁一切的问号，令人惊叹的是，法家在理论先行期间，早已给出了他们缜密而又十足自信的答案。
　　毫无疑问，它个答案就是“以吏为师”。
　　这是一种有别于世袭制的新式用人制度：就如作坊里的师带徒，天下士人想做官，可以，前提必须是，先跟政府吏员明习秦法。
　　至此，“以吏为师”取代了所有流派和教席，成为天底下唯一的法定的执教者。

　　秦始皇的伟大的实证努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致命缺陷（2）
　　我们知道，历史会无数次地复制战国时代那个动荡不安、杀人如麻、民生凋弊的惨况。而在那样的时代，为了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为了生存，谁都不会震惊于残暴和背叛。
　　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
　　当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的时候。就是说，当人们不再对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保持应有的敬畏的时候，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一趋势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冷漠便会成为集体的表情，麻木或者说无动于衷，便会取代怜悯与善良，成为社会的常态。
　　这种现象的另一层意思是，人们的表情之所以会如此的沉默，皆是缘自于他们担心善良的背后是否存在陷井，这种担心就如人们恐惧扶起摔倒的老人会否成为被告一样。
　　于是无耻无底限，无法也无天，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无论何事也都敢干。
　　顾城的人性观察因此显示出诗人天赋般的深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并不是人们缺失心灵，而是将心灵当作祖先，送进了坟墓。
　　社会崩溃自此形成。

　　历经几百年的战乱，秦始皇得到了就是这样一种遗产。
　　面对如此残局，雄心壮志乃至无边的秦始皇，他要收拾旧河山，他要重振人心，他要移风易俗，那他又该怎么办？
　　说教显然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证努力。
　　这也是法家思想赋于秦始皇的伟大力量。

　　他将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置于律令的威慑之下。
　　儒家主张：以处罚为手段，以革除、戒除为目的，施以一个小的处罚起到大的惩戒作用（不惩不戒，小惩而大戒）。
　　秦始皇准备用手中的皮鞭做到这一点。
　　以下二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秦代的这种努力是相当新奇的。
　　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秦律》对此作出硬性规定，损伤他人的发须属于犯罪行为，违者要处以刑罚。
　　云梦秦简《法律问答》就记载了几条保护发须的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
　　拔落他人的头发，如果被拔的一方有明显感觉，即可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父亲擅自剃掉嫡长子的发须，为父者应受到处罚，以此类推，主人亦不得随意损伤奴婢的发须。

　　士卒二人拔剑斗殴，如果一人将对方的发髻用剑砍掉，那人即要被判处四年徒刑——完为城旦。
　　有人与他人打架斗殴，将对方捆绑起来并拔光了其胡须眉毛的，亦应处“城旦”之刑。
　　另一例是，儒家讲：“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是一个逻辑关系，最后的结论是，“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放置、安置）。
　　儒家向来看重家庭的伦理功能，亦且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的基石——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无独有偶，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行的会稽刻石中，就如是声称：妇人有子女而再改嫁，或者丈夫死后再改嫁，或者逃嫁，或者遗弃子女的，都应该受到唾弃；男子淫乱，杀之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