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来看，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的作者）将秦始皇的这种努力，概括为“（秦廷）企图用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就很值得探讨。
　　我认为，余英时先生的话作如下解读似乎更合理，即：秦廷其实是想用政治秩序来囊括文化秩序。
　　因为所谓的文化秩序，说到底，还是作为大秩序的政治秩序之分支。
　　基于此而言，余英时先生的另一结论似乎也是颇为牵强的。他说：“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所以对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往往置之不顾。”
　　实际上，秦帝国的政治秩序其实是很顾这些的，以上论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由于法家学说的先天缺陷，很遗憾，秦始皇的后天努力，最终却很令人悲伤地归于失败。

　　有“西方历史的先知”之称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通过他的历史观察，就曾经典地将这种现象提炼为：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意即有她的出生、成长、青壮与衰亡。
　　虽然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就实现了融合，并且绵延不绝。
　　但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在某一特定的点上——比如繁荣与没落，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没落也就意味着缺失生命力——应该承认，他这个观点是成立的。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法家学说的先天性缺陷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海啸效应。
　　致命缺陷（3）

　　秦帝国寄希望于政府官员在行政之外，也能起到“师”的作用，引领风气，教化民风。
　　清代有一个大学者，叫章学诚，此老确实了得，竟然刨到了帝国此举的真实祖坟——三代的“政教合一”说。
　　章学诚认为：“‘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这至多只是一种很糟糕的一厢情愿。
　　因为时异事迁，毕竟不是夏、商、周那样的环境。更何况，民间私学的勃兴与士子心灵的自由，已然成了历史之大势，欲将这种野惯的心灵再匡范在牢笼里，谈何容易啊。
　　这就如泛滥的洪水，很天方夜谭地想用堤坝去围堵一样。
　　大禹的父亲鲧即失败于此，而大禹用了疏导的良方，成功于水到渠成。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帝国政府习学了墨守成规的鲧而不是因势利导的禹，这就意味着，帝国在制度性建设上已然先期输着。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秦帝国的崩溃实质上是崩溃于学术层面的原因所在。

　　估且不论尚未学成出师的士子，那些已然形成学术观点的智识阶层，要他们中途改弦更张，中年跳槽，谈何容易啊。
　　狭窄的仕途模式丢掉了一半士心。
　　此其一。
　　其二，这其中，不乏那些坚守学术底限的人，在这个压迫性的政策面前，以及显然不够雍容大肚的焚书政策面前，他们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当然是沉默了。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狭窄的门户之见又丢掉了一半士心。
　　现在就是一个小学算术题了，一半加一半，等于多少？
　　答案是，秦帝国差不多把士心全丢光了。
　　什么叫崩溃？这就叫崩溃。
　　什么叫分道扬镳？这就叫分道扬镳。
　　而什么又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就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比在场的爆炸更为可怕。
　　因为分道扬镳的知识分子们，虽然他们手上没有火点，但他们给致命的燃烧准备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物质－－油。
　　时刻准备着，借机生事，煸风点火，火上浇油；时刻准备着，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烧毁一整座大厦。
　　这是他们期待的再就业。

　　由此，他们的身份也由公开的知识分子，转变为行踪诡异的“地下党”。
　　深度潜伏，静观其变，时机一到，摧枯拉朽。
　　这是他们期盼实现再就业的坚定的职场定位。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甘不甘心承认，倒戈，就在此时此刻，以无可挽回之势，终于出现了。

　　我仿佛看到了回天乏术的无奈。
　　此时，某地下党的心中就装着这样一种期待。
　　他成了那个时代倒戈势力的代表性符号。
　　此人就是孔鲋。
　　致命缺陷（4）
　　孔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这个世系说明了孔鲋的儒者身份，以及他的家学渊源。
　　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孔鲋身份的特殊性。
　　史书记载，故魏国人陈馀曾推诩孔鲋为“书籍之主”。
　　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是：书籍的拥有人。按这个意思，孔鲋大体类似于后世的藏书家。
　　然而事实上，这四个字所要传达的信息，远比字面意思要丰富得多。

　　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是极不易得的，印刷术发明之前，情况更糟。简牍是这一时期的书籍常态，其特点是：书写不易，阅读不便，保存困难，因此成为稀缺品。
　　有志青年想读书，又苦于没得书读，不得已，只得背井离乡，投奔拥有书籍的先生门下，这就是古代形容读书人艰苦的求学经历为“负笈相从”一说的由来。
　　由于先生拥有如此紧缺的资源，自然不乏络绎不绝的求学者。因了五湖辐凑之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籍此而广为传播。也因了其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的广为传播，先生亦籍此而成为足以影响一方士心与风气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才是“书籍之主”孔鲋的真实身份。
　　他分明就是儒家在秦帝国时期的重镇所在。
　　问题是，帝国政府要消灭这些重镇。

　　于是，陈馀替他捏一把汗：老孔啊，你的那些书，怕是会引起大麻烦的，怎么办啊。
　　孔鲋不以为然，他的回答似乎答非所问。然而正是这种答非所问，亮明了孔鲋，或者说以孔鲋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倒戈立场。
　　孔鲋先给“朋友”作了定义：了解我的人，才是我的朋友。秦政府不是我的朋友，因为他不了解我。
　　然后他非常信任地对陈馀说：我会把这些书藏起来，等待我的真正朋友的出现。
　　事实证明，如水墨的濡染一样，潜伏，此时已无可抗拒地扩散到知识阶层。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沉与等死，而是带有极强目的性的静观时变。
　　它的另一个意思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秦始皇决计想不到，正是他的悲惨政策，将那些原本可以与政府有效合作的精英知识分子，逼向了对立面，使帝国的精英阶层无可挽回地出现了分裂。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分裂的精英知识分子，给那些志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们，提供了准确的航海图。
　　这才是那些精英知识分子最为可怕之处。

　　而孔鲋对陈馀寄予身家性命的信任，亦足以说明，这种可怕的力量不是星星点点，却是集群化的出现。
　　陈馀，大梁人（开封），好儒术，这个共同的兴趣才使他与孔鲋走到了一起。
　　私交铁到甘愿为对方去铤而走险，乃至于很乐意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古人称这种铁关系为“刎颈交”。
　　陈馀就有这样一个“刎颈交”，他就是张耳，也是大梁人，曾经食客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魏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