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朝廷对商周祚的碌碌无能显然十分失望。《明实录》中有一段话，颇可见朝廷对福建当局的不满：“诸将惧祸者复以互市饵之，俾拆城远徙，故弭耳听命：实未尝一大创之也。”福建官员与将领，并未尝给予荷夷重创，只是害怕惹祸上身，便以开通巴达维亚贸易为诱饵，只要能让荷兰人离开，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毫不进取的消极态度，让朝廷有失落感。

　　一个月后（天启三年二月），朝廷在福建人事安排上做出重大调整，以作风强硬的南居益取代商周祚出任福建巡抚。在南居益到任前，仍由商周祚暂时代理巡抚工作。
　　接下去的几个月，是商周祚最为尴尬的一段日子。他心里还想着只要荷兰人拆了红毛城，退出澎湖岛，自己好歹能保住点面子。可是雷约兹压根没有想给巡抚大人面子，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红毛城仍然耸立在海岛之上。不然如此，荷兰人还还变本加厉地袭击中国前往马尼拉的商船。
　　4月17日，雷约兹派两艘战船在马尼拉附近水域截击中国商船，掳获三艘，抓获船只水手八百人；5月11日，在澎湖海域再拦截一艘中国商船，抓获二百名中国人。这两次抢劫四艘商船上的货物共计八万七千五百荷兰盾（一种金币）。
　　日期：2011-07-18　09:09:29
　　第二章 澎湖之役（9）
　　荷兰人的强盗行径让商周祚颜面全无，他懊恼地写道：“红夷久据彭湖，臣行南路副总兵张嘉策节次禁谕，所约拆城徙舟及不许动内地一草一木者，今皆背之。犬羊之性，不可以常理测。”他想在代理福建巡抚的最后日子里，发动对荷兰人的进，以挽回面子。可是更尴尬的事情是，想出兵却没钱，“但师行粮从，无饷则无兵。”原因是新造兵船、大铳以及募兵，把钱都花光了。这是典型的临时抱佛脚，要打仗了才想起来要造船制炮募兵。

　　八月，南居益终于到任，而前任巡抚商周祚黯然离去。
　　换了巡抚，自然有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批评上一届领导班子的软弱无能。最激烈的言论来自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他并没有在福建任官，本不应该越权弹劾福建官员，可是作为一名福建人，他严厉批评前任巡抚商周祚被荷兰人所愚弄，致使荷兰人“非惟船不回、城不拆，且来者日多”，“进足以攻、退足以守，俨然一敌国矣”。
　　游凤翔将攻击主要矛头对准福建南路副总兵张嘉策，他显然收集了不少对方的罪证，指控张嘉策的三大罪状：第一，在厦门遭到荷兰人攻击时，他闭门自守，不肯应援；第二，欺骗福建巡抚商周祚，伪称荷兰人恭顺；第三，竭力为荷兰人争取互市，有通夷的嫌疑。
　　与此同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也弹劾张嘉策临阵畏敌，应当革去南路副将之职。在游凤翔与南居益的两颗重磅丨炸丨弹的打击下，张嘉策注定倒霉，被革职查办。不仅仅是张嘉策一人，包括驻守澎湖、中左、浯屿、铜山等地的将领皆被深究战败的责任，显然朝廷已经表明立场与态度，对狼子野心的荷兰人，绝不能姑息。
　　南居益一到福建，就发现情况非常严重了。他后来回忆到：“其时红夷作乱，占据彭湖，筑城营垒，伪立不拔之基。乘汛出没，虏掠商艘，焚毁民庐，杀人如麻，与国为敌。沿海震惊，官兵观望，但恃抚谕一道，以图徼幸。而海上奸民，且利夷金钱，交通接济。法纪既已荡然，封疆几为沦没。当时南北台省交章论闽事者，无不谓东南半壁，岌岌乎有荐食之卢矣。”（荐食，意为‘不断吞食’，卢，疑为“虞”之误）

　　原南路副总兵张嘉策被撤职，改由俞咨皋接任。南居益认为“闽海利害，惟闽人能谙”，俞咨皋不仅是福建人，而且大有来头，他的父亲便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大名鼎鼎的俞大猷。显然新的福建巡抚对这位将门之后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能扛起抵抗荷兰人的重任。
　　雷约兹很快感觉到了中国人不友好的气氛，他带着四艘船前往厦门，打算会晤俞咨皋，试探一下这位新将领的心理底限。当他抵达厦门港时，看到这样的场面：“整个海岸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而且延伸到陆地方向很远，多数人手持标枪长矛和其他武器，看上去中国人是想寻机报复。”
　　新任南路副将俞咨皋厉声警告荷兰人，必须首先撤出澎湖与大员，率全部船只返回巴达维亚，然后才可以商谈贸易事宜。这位名将之子威胁道：“你们国家弱小，而我们国家强大，你们人少而我们人多，我们是你们的长辈，你们是我们的后生，因此最好不要来骚扰我们，原来是你们凭千余人与强大无比的中国作对是何等自不量力。”
　　日期：2011-07-19　09:11:22
　　第二章 澎湖之役（10）
　　荷兰人提醒俞咨皋，他们曾与福建巡抚商周祚签订有协议，这份协议写有荷方在接到巴达维亚总部的撤退命令之前，可以先暂驻澎湖岛，并允许在非汛守之地的大员停泊。显然，中国人缺乏签约的经验，荷兰人在细节的地方做了手脚，要是根据这样的约定，只要巴达维亚总部迟迟不下达撤退令，荷兰人就可以一直占据澎湖岛了。
　　可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观念，俞咨皋傲慢地对荷兰人说，从前的事情不必提起，因为前任巡抚商周祚、副总兵张嘉策及其他官员均已卸职，新官上任，以前的协议均作废。这位新总兵的观点很明确，荷兰人必须与福建新任官员重新谈判，同时他再次重申，只要荷兰人撤出澎湖与大员，福建当局将派商船前往巴达维亚城贸易，而且会派出很多商船。

　　然而荷兰人的胃口之大，远远不止是打开与中国贸易之门，而是要垄断东南亚的贸易，切断中国通往马尼拉的贸易线，打击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势力，把中国商品的出口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他们绝不会放弃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殖民据点，只有这样，才能左右中国商品的贸易，进而垄断中国商品。对此，巴达维亚当局的目标是：“把马尼拉与中国的贸易引至我处，以保证对大部分贸易的永久垄断权。”

　　荷兰人气焰嚣张地说：“只要中国人禁止我们在澎湖、大员或周围其他合适的地方贸易，他们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的和气与友好均将失去根据而且令人无法接受。”这段话很明白地说明一个事实，中国人是希望和气而友好与做生意，可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了一个道理，倘若不持剑经商，那么将一败涂地。遇到象荷兰或西班牙这种蛮不讲理的强盗，和气与友好如何？换来的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雷约兹显然无法从谈判中捞取更多的好处，这位好勇斗狠的荷兰人决定再度对福建当局施加武力。1623年9月，占据澎湖已有一年之久的荷兰人迫不急待地想打开局面，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中国”，“再次以武力地中国发起攻击”。
　　舰队司令雷约兹下令出动五艘战船航至漳州、厦门海域，目的是控制中国商船不能开往吕宋与其它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控制区，同时武力压迫中国方面通商，“我们要先用和平友谊的办法去争取，如果中国人不答应，那就要以武力从海上和陆上进攻他们。”这就是荷兰人所谓的“和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