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9-13　09:33:19

　　刑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法，伍廷芳筹备开设修订法律馆，聘请中外通晓中西法律的知名人土和留学生，全面修订清朝的刑法，他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缩小“缘坐”范围，把充军、流放、徒刑酌情改为习工艺、服劳役，主张轻罪禁止刑讯、答杖改处罚金、虚拟死刑改为流放和徒刑；禁止沿用站笼、枷号、挺棍、老虎櫈、天平架等刑具；并规定满汉刑律划一。这样，修改的大清刑律就输入了按法定罪、人道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资产阶级法律原则，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从法理上摒弃酷刑的一大进步。

　　诉讼是国家行使司法审判权的一种重要活动，伍廷芳借鉴英、美、法等国的诉讼法规定，起草了清廷的诉讼法草案，并陪审制度纳入其中，尽管当时还没有把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区别开来，规定也很不完备，但从此中国总算有了独立的诉讼法。后来，清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并为以后建立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制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80年代投身北洋幕府时，近代工业发展缓慢，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犹如落在石板上的种子，无法生根发芽。不无遗憾的是，1896年后他再次出使美洲，所有这些工作，伍廷芳并未进行到底，随着清王朝的迅速覆灭，伍廷芳提出的一整套法律改革措施并未完全得到实行。但开创性的功绩不可泯灭。
　　制定法律不易，维护和执行法制则更难。伍廷芳不但在制定法律功不可没，而且是实施法治的坚定拥护者。
日期：2011-09-13　15:26:59

　　民国建立，伍廷芳继续为建立法治社会奋斗不懈。他坚持三权分立原则，主张司法不受行政干预，并创立文明审判制度。为此，他曾跟担任沪军都督的革命党人公开辩论，反复阐述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核心内容，反对“越法肆行”。并因此跟革命党人一度疏远了。他强调中国政治欲有所进步，须先从司法一门入手；认为这是关系商民安居与国家富强、实现独立外交秘和收回治外法权的大问题。

　　1916年6月，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梦破灭，黎元洪、段祺瑞分别出任总统和总理。北洋军阀出于排斥革命党的需要，邀伍廷芳任外交总长。1917年春夏间，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依恃北洋军队，专横跋扈。为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沿袭袁世凯的故伎，他指使心腹组织公民团，围攻国会、殴打议员。伍廷芳对于武人拥兵干涉，破坏法制异常愤怒。
　　他不仅与其他阁员一同辞职，使内阁陷于瘫痪，而且在北洋军阀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当黎元洪决定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时，他毅然代理总理，副署总统命令，成全了法律手续。段棋瑞、张勋等通电指责解职令不合法，伍廷芳援引临时约法和民国成立后几届总理解职的先例，论证了他所副署的命令的合法性。段祺瑞唆使倪嗣冲等军阀以反对尚在二读阶段的宪法草案为借口，要求解散国会，并于5月29日反叛中央，宣布“独立”。

　　黎元洪借助张勋平乱，张勋乘机拥兵要挟，强迫黎氏下令解散国会。对于这种违反临时约法的狂悖行动，身为总统的黎元洪慑于武人的淫威而屈服，伍廷芳则以代总理资格断然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军阀政客对他威胁利诱，他坚定地宣称：头可断，此令不可署。这些维护法律尊严的铿锵之声，今天读来仍觉震聋发馈。
日期：2011-09-13　17:09:06

　　（4）“弱国外交”靠打拼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的真理。
　　伍廷芳以精通英文，谙熟西方法律而进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协助李鸿章兴铁路，开矿藏，并充当翻译，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伍廷芳深受李氏之器重与称赞，成为北洋通商衙门最通达外情的幕僚，因而很快得到提升。甲午战争期间以候补道而充头等参赞官，先后随张荫桓、李鸿章两度赴马关参加中日议和谈判，颇露头角，故而在甲午战争结束后，即于1896年被任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大臣。此时的中国外交，往往充满屈辱，唯有伍廷芳，为中国做过一次扬眉吐气的外交，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在伍廷芳的公使任上，墨西哥国会出台一条“禁止华工入境”的法令。清政府下令伍廷芳就近交涉，和墨西哥政府谈判。
　　在此之前，清政府曾抗议美国政府公布“禁止华工”的法令，但以屈辱的失败告终，伍廷芳虽然在美国国会痛斥议员们违背华盛顿的平等精神，无奈美国议员虽然明知理亏，却挡不住白人工会的压力，最终强行通过这一法令。
　　于是，墨西哥效仿美国，也提出了同样的法案。
　　令墨西哥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伍廷芳却在谈判桌上拍案而起，不但喝斥墨西哥政府，还“电请中国政府派兵船来”。次日，当地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有的还配了中国海军舰船破浪行驶的照片。
　　墨西哥政府赶紧请美国政府调停，这场外交战以墨西哥废除“禁止华工入境”法令而告终。因此，伍廷芳说“弱国无外交，但可以有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