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6-04　18:47:16

　　继续更新
　　从柳条湖到北大营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当晚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再次注释下即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丨炸丨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几乎在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恰如篇首的描写，此时的张学良正在观剧中途，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前来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张学良接通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并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张学良二三事》）

　　这一晚，在北平的张学良对东北军下达的命令是：不抵抗。
　　这样的命令得到了东北军的全面执行。
　　北大营士兵陈广忠解放后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那一天正是北大营官兵发饷钱的日子。夜里10点多钟，睡得正香的大家被爆炸声震醒，不多一会，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上级让我们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打进了621团的营房，听撤过来的弟兄们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日本人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杀着冲了过来。连长一看没有办法，就下令开枪还击。我打着打着，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我中枪了。我的嘴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我这还算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第七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很快攻入北大营。
　　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日军得寸进尺
　　中方本想通过“不抵抗”政策，让此次中日冲突不再升级，让“九一八事变”只局限在柳条湖、局限在北大营、局限在沈阳，但事实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得寸进尺、发飙了！本来顾虑重重、生怕打不过东北军的日军彻底猖狂起来了！
　　就在9月18日白天，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原计划参观日俄战争旧址，当日下午2点，本庄繁突然取消参观行程，返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取消参观原因至今不详。
　　当晚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
　　当晚23点50分，正在洗澡的本庄繁接到板垣征四郎的急电，称：中日军队已发生激烈冲突，因事发突然，来不及请示，日军已经开始反击了。
　　随后，本庄繁命令各参谋紧急开会，十分钟不到，司令部各参谋就聚齐了。哈，日本人晚上都不睡觉啊。

　　就在此次会议上，此次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建议：我们现在处在以寡敌众的劣势之中，我们唯一的防御就是进攻，请您允许板垣征四郎按照已经准备好的方案执行。
　　不到一个小时，也就是9月19日零时40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
　　凌晨，日军登上沈阳城的小西门城墙。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

　　9月19日上午9时，沈阳全城张贴了“日本军司令官布告”。
　　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沈阳、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当日中午12点，本庄繁到达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至沈阳。
　　日军节节顺利。
　　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一八后第一天
　　9月18日晚间“柳条湖事件”到9月19日中午，不过十几个小时，日军已经全部占据沈阳，并开始在辽宁省、吉林省侵略扩张。
　　就9月19日中午的形势看，已有18个城镇失守，日军发动侵略的态势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此时实际上把握反攻的黄金窗口期，敌方态势已经暴露，而又立足未稳，如东北军把握黄金时机，奋起抵抗，虽然未必能夺回沈阳，但也不至于让日军在东北肆无忌惮的攻城略地，毕竟此时日军在东北是入侵者，是客场作战。

　　双方都在紧张的观察、判断、行动，此时的一分一秒都是分外珍贵的，关东军不过2万人左右，以东北之大、辽宁之大、沈阳之大，如果能有组织的进行抵抗，关东军这点兵力能守住沈阳就不错。但可怕的是，此时的中国恰如一盘散沙，狂风一吹，散沙飘零，宝贵的黄金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从中国人手中滑落，沈阳一去十五年。
　　精英或许也误国
　　就在日本人这样汹汹攻势面前，张学良依然误判。
　　从9月18日深夜起，十二位东北军将领都聚集在北平协和医院，跟住院的张学良合计对策。
　　十几个军人商量了半宿，都觉得没找到好点子，于是在9月19日早上6点，就把顾维钧请来出谋划策了。

　　顾维钧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仪表非凡、满腹才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绝对的民国实力偶像派，辛亥功成，顾留学归来，就被当时的政府总理唐绍仪直接收为东床快婿了，啧啧！让唐总理爱惜到如此地步，通过此事例，大家可以想象下，这得什么人品啊？电影《我的1919》看过吗？陈道明演的，故事原型就是顾维钧。
　　有了这样的泰山，再加上顾也确实优秀，那仕途之顺利也就不用说了。回国后，顾径入国家决策中枢，初为袁世凯秘书，五年内七任总长，六长外交部，一长财政部，两任楼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更令人惊叹的是，顾后来顺利历过了洪宪复辟、北洋当权、蒋家天下三大时期，三朝不倒翁，可谓是百年罕见；到了1964年，顾再七十六岁竟当选国际法庭副庭长，稀世珍闻；等到新中国外交登上国际舞台后，顾又成了红色外交官们的智囊顾问，活到九十八岁辞世，他还为后人留下一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一万余页，汉译本十三巨册，空前绝后。
　　长的帅、豪门、有才、玲珑剔透、长寿，这样的人啊，人瑞啊。
　　选这样的精英，来做参谋，似乎是上上之选，但有一点，是值得疑问的，也是值得历史深思的----------
　　我翻检过顾维钧的长篇回忆录，他真是人才，可，这样长的回忆录里却有着大量的技术性、官僚性的内容，这种的人才，从小就是精英，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确实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他是一直是高高在上，是漂浮在人民之上的；他也有爱国心，但经过谨慎的思考、巧妙的逻辑、重重的修饰、稳妥的考量，那热度经过这样的过滤后，还有多少？
　　如果一个草根，没有经过美国哥大的培训，没有总理作岳父，坏人欺负到家里来了，他的反应是什么？“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丨枪丨！”反抗、反抗、反抗，跟坏人拼了。
　　而在精英面前，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处理手段往往就复杂了。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态势，顾维钧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两个建议：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并要求国际联盟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刻派一个会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顾维钧当时也解释道：不要指望诉诸国联能立刻产生效果，这样做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压力。

　　张学良按照顾维钧的指导去做了。
　　《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赶到北平协和医院病房采访了张学良，张对记者说：“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仍望国民冷静隐忍。”
　　一方兵临城下、大军压境，而另一方还在劝国民“冷静隐忍”，双方对事态的把握差异之大，简直令后人无法理解。石原莞尔曾放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这口气虽然狂妄，但从事后态势来看，小六子这次真是被人拿住脉门了。
　　敬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