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6-16　10:48:29

　　精英或许也误国
　　就在日本人这样汹汹攻势面前，张学良依然误判。
　　从9月18日深夜起，十二位东北军将领都聚集在北平协和医院，跟住院的张学良合计对策。

　　十几个军人商量了半宿，都觉得没找到好点子，于是在9月19日早上6点，就把顾维钧请来出谋划策了。
　　顾维钧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仪表非凡、满腹才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绝对的民国实力偶像派，辛亥功成，顾留学归来，就被当时的政府总理唐绍仪直接收为东床快婿了，啧啧！让唐总理爱惜到如此地步，通过此事例，大家可以想象下，这得什么人品啊？电影《我的1919》看过吗？陈道明演的，故事原型就是顾维钧。
　　有了这样的泰山，再加上顾也确实优秀，那仕途之顺利也就不用说了。回国后，顾径入国家决策中枢，初为袁世凯秘书，五年内七任总长，六长外交部，一长财政部，两任楼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更令人惊叹的是，顾后来顺利历过了洪宪复辟、北洋当权、蒋家天下三大时期，三朝不倒翁，可谓是百年罕见；到了1964年，顾再七十六岁竟当选国际法庭副庭长，稀世珍闻；等到新中国外交登上国际舞台后，顾又成了红色外交官们的智囊顾问，活到九十八岁辞世，他还为后人留下一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一万余页，汉译本十三巨册，空前绝后。
　　长的帅、豪门、有才、玲珑剔透、长寿，这样的人啊，人瑞啊。

　　选这样的精英，来做参谋，似乎是上上之选，但有一点，是值得疑问的，也是值得历史深思的----------
　　我翻检过顾维钧的长篇回忆录，他真是人才，可，这样长的回忆录里却有着大量的技术性、官僚性的内容，这种的人才，从小就是精英，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确实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他是一直是高高在上，是漂浮在人民之上的；他也有爱国心，但经过谨慎的思考、巧妙的逻辑、重重的修饰、稳妥的考量，那热度经过这样的过滤后，还有多少？
　　如果一个草根，没有经过美国哥大的培训，没有总理作岳父，坏人欺负到家里来了，他的反应是什么？“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丨枪丨！”反抗、反抗、反抗，跟坏人拼了。
　　而在精英面前，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处理手段往往就复杂了。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态势，顾维钧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两个建议：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并要求国际联盟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刻派一个会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顾维钧当时也解释道：不要指望诉诸国联能立刻产生效果，这样做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压力。

　　张学良按照顾维钧的指导去做了。
　　《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赶到北平协和医院病房采访了张学良，张对记者说：“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仍望国民冷静隐忍。”
　　一方兵临城下、大军压境，而另一方还在劝国民“冷静隐忍”，双方对事态的把握差异之大，简直令后人无法理解。石原莞尔曾放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这口气虽然狂妄，但从事后态势来看，小六子这次真是被人拿住脉门了。
　　一个村的中国地
　　有人或许会说，精英们的应对之策不是没有道理，日本之所以侵华失败，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在国际上失道寡助。或许吧，精英有精英的理由，有精英的救国之道。
　　但此时，我想起了另一个草根人物，活生生挺立在东北雪原上的人物------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石明信沟的村民王老凿。
　　“九一八”后，此时已经58岁的王老凿带领本家人组织起民众抗日武装。1932年6月，一股日寇侵入朝阳县南部，遭到了王震、赵清泉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的袭击，被击毙23人，剩下的8名日寇在回锦西溃逃途中，又遭到王老凿率领的民众抗日武装的袭击，当场被击毙2人。
　　1933年3月，日军侵占了当时的热河省之后，原来在朝阳地区活动的各路抗日义勇军队伍、民众抗日武装，有的随东北军撤退了，有的就地解散了，也有一部分武装留在原地坚持敌后斗争，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时，王老凿率领的民众抗日武装，退守到石明信沟内，闭山自守，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满抗日斗争。他们坚决拒绝日伪的统治，日伪当局的一切政治、法律在石明信沟一律无效。日伪军警来讨伐时，来得少便兵戎相见；来得多便退守山林，以避敌锋，敌退我回。就这样，王老凿带领民众与日伪统治者顽强奋战了14年。

　　在这14年间，日伪当局始终视王老凿为大敌，多次血腥镇压，疯狂围剿。王老凿的三个亲人先后血染沙场，众多乡亲死在日军手中，整个村庄被毁的片瓦无存。王老凿带着乡亲们没有屈服，你来的是豺狼，我迎接你的是猎丨枪丨；你杀我亲人，我找你血债血偿；你对我焦壁清野，我自种、自纺、自织，在石明信沟内架起了十四架轧棉花车，开设了三处油坊及鞋铺、帽铺等作坊，在石明信沟内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在东北沦陷的14年里，王老凿他们未曾做过一天“顺民”，周围的百姓称这里为“中国地”。好像最近有一部以王老凿为原型的电视剧也在拍摄中，不过在人物处理上好像做了不少改动，这个原因咱后文书再说。
　　草民们不知道有什么南京政府、不知道什么国联，只知道这片土地是我们自己的，谁要是敢抢占去，那就和他拼到底！这种做法，相比于张学良、顾维钧这些精英如何？如果张少帅一开始就有王老凿这个生猛劲，沈阳会丢吗？
　　历史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提出无数种假设，但你得不到任何回答。
　　精英、草根各有所长，尽管精英在重重危难中可以明哲保身，但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折冲樽俎的能力，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才少了草根那种一往无前、誓与家乡共存亡的勇气和执着吧？

　　日本政府施放迷雾弹
　　话说回来，日本政府在9月19日的表态，也确实容易让中国精英们上当。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外相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当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首相、外相出面表态“事态不会扩大”，这让中国方面的抵抗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小六子也在国内劝中国人“冷静隐忍”。事实证明，日本首相、外相根本负不了这个责，一个口头撤兵的空承诺，晃点了几十万东北军。
　　前文已经说过，就在9月19日，就在张学良和东北军开会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已将司令部迁至沈阳。
　　日方在实打实的寸寸逼近，在这样的黄金时机里，中方只是从国家、中央政府层面只是提出了外交抗议，唉，有时候千言万语也不如枪炮有力。更为让人揪心的是，从历史来看，日本这个国家具有很浓重的强盗气质，在其国家行为上，总是充斥着强权、征服、只看重结果，对形势、逻辑、体面并不在乎，别说以后的偷袭珍珠港了，这次“九一八事变”同样也没对中国宣战。
　　不宣而战，放在个人身上都是没面子的事情，而一个国家就这样悍然的做了，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你跟他讲外交？
　　事实证明，与中方期许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中方的这种克制、隐忍态度，反而进一步成就了日方的军事传奇，激发了日方的贪欲，也进一步让中国内部力量分化、瓦解，让一些蠢蠢欲动的势力得到了出头的机会，那时候中国人才明白，日本人打中国人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事情的是中国人打起中国人。
　　各位多批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