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看，文学们面对御史的指责，也反驳的有理有据，齐缗王和齐王建的亡国确实不能怪罪于诸子，这主要是因为齐国当时执行的国策使然：在齐缗王时国过于迷信武力，不顾国内民力和国际影响；等到齐缗王亡国、齐襄王复国后又走向另一极端，不修武备、明哲自保。所以文学们把齐国的两次亡国归罪于领导人听信错误的言论、执行错误的国策也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再深入思考的话，事情又不这么简单：同为当朝大臣，为什么齐王总是听信所谓的“奸臣”的错误建议、而不采用所谓的“忠良”的建议呢？作为国家出钱供养的稷下学宫诸子，拿了国家的俸禄、却没能给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这是否也有尸位素餐之嫌？所以如果深究的话，也会发现文学们的逻辑也是有漏洞的，正如御史在前面刺复中所言“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别看着人家位高权重而眼红，你有本事自然会争取到这待遇，没这本事也别瞎参和，没这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另外，文学们只谈孟子、荀子，而回避了祖师爷孔子；而向来喜欢“祖述仲尼，称诵其德”的文学们这次为什么偏偏避而不谈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孔子是曾经执政过鲁国的，但他的政绩实在拿不出手：想要废除三桓专政，但最终失败，被迫流亡外国；而一路所经之外国却没人愿意给他再提供一官半职，甚至还一度落魄如“丧家犬”。所以作为曾经大权在握的执政，孔子的从政经历是很失败的；非但与文学们的自我辩护相反，反而更是验证了御史的论点。这也是文学们对孔子辟而不谈的主要原因。

　　那么，在文学们的抱怨下，御史又会如何反驳呢？
　　日期：2012-07-03 19:27:11
　　原文：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圣人异途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日期：2012-07-03 19:57:12
　　批：
　　御史也当然不是吃素的，针对文学们抱怨的无地施才、马上针锋相对的拿出上古“励志哥”伊尹和百里奚的成功事例来反驳文学们，以说明：只要有才能的，哪怕出生再卑微也能得到国君的赏识和重用。接着用商鞅和邹衍的事例来说明：只要你多才多艺，总有一技之长能被领导看中而得到重用。所以御史得出“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的结论，从而否定文学们怀才不遇的抱怨。

　　御史再接再厉，进一步把孔孟也否定了，“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还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拿孔子来开刷了一回，“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然后御史话锋一转，进一步把文学们言必称古的论事风格否定了，认为他们就像腿残之人那般、能说不能行，“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同时，御史历数商鞅、邹衍、祭仲等成功人物，指出为了达到目的，不必拘泥于做事的手段，“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如果做事固执于形式而不知变通，那么别想成就晋文公、管仲般重大的功业，“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日期：2012-07-03 20:40:32
　　御史的辩驳相当给力，从正反两面来举例反驳文学们的抱怨，并结合历代成功案例来说明一个道理：别总抱怨社会对你不公，老怀才不遇的样子；不是这社会没机会，而是你没能把握时代的主旋律和发展方向——这道理不止当时，时至今日依然很有道理，而且将来也必会如此。所以真正有进取之心者，不会固执己见，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来找准自己的定位。

　　另外，御史对文学们这种复古、静止的世界观也批判得很到位。古代的制度如果真那么完美的话，那怎么会到“礼崩乐坏”的地步呢？即使我们现在碰到不少和先前相似的问题，但肯定也不会是同样的问题，好比“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好比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虽然和33年大萧条时的危机很相似，都是股市崩盘、工厂倒闭、劳工失业；但由于当时的金本位和现在美元本位有天壤之别，所以表现出的症状和对应措施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固执一道也是没有出路的，必须与时俱进、因势利导，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

　　面对御史义正词严的批判，文学们还会如何为自己辩护呢？
　　日期：2012-07-04 19:31:01
　　原文：
　　文学曰：“伊尹之于汤，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日期：2012-07-04 20:03:39
　　批：
　　文学们也没别的好说，还是继续感叹明珠暗投、一身本事没人用，还是一味的把责任归咎于领导用人没眼光，“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接着文学就高举道德大旗，摆出了宁折不屈的架势“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并拿春秋时的吴公子季札和鲁国叔眄的事迹来树标兵，把道义提升到了了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看来文学们至此已经理穷词枯了，只能反复强调领导识人的重要性，并不得不拿道义来说事了。笔者在此并不是要否定道义的重要性，因为道义对各人各体间交流的起着重要的规范约束作用，没有道义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势必大大增加。但一味强调道德、而不顾各提间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也是错误的；尤其是道义本身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根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比如，改革开放前内地把离婚看得大逆不道，但时至今日就习以为常了；法国路易十四时民众们还把群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到了大革命前人们就在讨论这个国家没有君主的可能性、大革命时愤怒的人民更是直接把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这种天壤之别的社会道德观的变迁，本身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非一夜之间突然从天而降的。所以那种不合时宜的死抱着过往道德标准不放的卫道士，他们的死扛非但无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新道德体系的建立，反而会使得道德标准本身脱离群众、泡沫化，最终只会加速旧有道德体系的崩溃。

　　日期：2012-07-04 20: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