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7-5 20:43:00
　　前言 扑朔迷离的吐蕃
　　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他们对吐蕃的了解，往往是从历史课本和民间传说中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开始的。人们模糊知道那是一个青藏高原上的古代藏族政权，似乎各方面都相当落后甚至野蛮，据说那里所有的文化都是大唐文成公主传过去的，其国王松赞干布也以能当上唐太宗的女婿为荣，既然这样，那这个吐蕃政权应该也是鼎盛大唐众多藩属国中的一个吧？

　　1959年3月28日，西藏高层僧侣、贵族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中央政府下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也正式开始。
　　随着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一家又一家旧贵族失去了政治经济基础而迅速消失，其成员也成为与普通人一样的社会公民，其中，就包括一个即使在西藏人心目中也相当神秘的贵族家庭——“拉加里”。这个家族的末代主人朗杰嘉措卷入了那场叛乱，但他并不想像其他积极参加的活佛、贵族那样背井离乡流亡海外，最后面对平叛的解放军束手就擒，在被关押多年后获得释放。

　　当年，拉加里法王统治着西藏山南的四个宗（旧西藏行政区划，相当于县），西藏噶厦政府几乎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使得这片辖区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很少与外界交流，让辖区外的藏族人感到神秘莫测，人们传说，该家族不仅信奉在西藏早已边缘化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即俗称的‘红教’），在法王的家庙中甚至还偷偷供奉着曾与佛教不共戴天的苯教诸神。民主改革时，人们在他家搜出了多具被迫害致死的农奴尸骨，从而做为封建农奴制吃人的铁证被广为宣传。

　　按照西藏旧时传统，拉加里属于贵族中的“第本”家庭，这是西藏第二等级的大贵族，全西藏只有五个，地位仅次于产生过达赖喇嘛的“亚溪”家庭。即使在同样以血统高贵而自诩的“第本”家庭中，拉加里也显得格外卓尔不群，让其他几家心悦诚服地望而仰止——传说中，拉加里家族是古代吐蕃王室的正牌后裔，他们统治西藏山南将近千年，直至民主改革方才退出历史舞台。

　　距民主改革三十一年前的1928年，波密（今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拉加里家的远亲，世代统治波密、传说中也是吐蕃王室后裔的波密噶朗王族被西藏噶厦政府派兵剿灭，末代噶朗王在逃亡印度途中被杀，又一个统治千年的吐蕃王族就此灭绝。其实，这位末代土王只是上代噶朗王的女婿，严格来说并非吐蕃王族正宗后裔，而其岳父、那位上代土王也同样死于非命——清朝末年，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军队攻破波密，土王逃亡到白马岗（即墨脱）后被当地人谋杀，其首级也被白马岗头人献给清军领赏。

　　尽管现在的西藏早已没有帝王存在，但吐蕃王族却并没有全部消亡。比如在冈底斯山的另一侧，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邦（Ladakh）首府列城（Leh），这里的人们多是藏族血统并且多信奉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即俗称的‘白教’），吐蕃王的后裔南迦王族仍在当地维持着权力有限的自治，并保存着名义上的王者头衔。十七世纪中叶，正是拉达克出兵入侵西藏阿里，攻占了同属于吐蕃王族的古格王朝，从而导致了古格文明迅速消亡的千古之谜。而在历史上，拉达克和古格的开国君主是亲兄弟，他们都是逃难来阿里的吐蕃王子吉德尼玛衮之后代。

　　在离拉达克并不算遥远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巴尔蒂斯坦盆地，千百年来生活着许多长着藏族面孔的当地人，他们的生活习俗或多或少都带有藏族人的痕迹，当地也一直留存着许多藏语地名，山谷中的摩崖石刻还依稀可见古藏文的记录，这里因此也被西方人称为“小西藏”。人类学家研究，这些人确实是古代藏族人的后代，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当初信奉佛教的他们早已改宗伊斯兰教。而历史学家发现，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此地曾被叫做“勃律”，是一千多年前大唐与吐蕃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

　　说到历史，除了少数民族自身建立的王朝外，中国的传统史家通常并不太关注少数民族的历史，吐蕃在其中已经算是得到优待的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专门关于它的列传，其中《旧唐书.吐蕃传》约两万七千字，《新唐书.吐蕃传》约两万一千字。
　　只不过这两部史书都存在一定问题，《旧唐书》为五代后晋的行政官僚刘昫主编，内容相当杂乱，被认为是原始史料的堆砌罗列；而《旧唐书》的编者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和宋祁，尽管井然有序、文笔优美，但编者太注重意识形态以及华夷之防，往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组织内容取舍，于是又有阉割史料、断章取义之嫌。稍晚于《新唐书》产生的《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许多关于吐蕃的史料，但它采用编年体，以记载历史事件为主，深则深矣，但在广度方面却难免不足。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汉族以外，中国还有一个喜欢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民族，那就是吐蕃人的后裔——藏族，他们从古至今保存下大量用藏文写就的史书，其中许多记录了吐蕃的历史，且现在已经翻译成了汉文。只是，与两唐书相仿佛，藏族史书也同样存在自己的问题——这些藏文典籍所着重记录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就是一部部佛教发展史，离散的历史事件掩埋在大量宗教论述中，让人读起来相当头疼。

　　而且，藏族史书的作者多是僧侣，他们往往喜欢采用佛经中常用的各种各样文学的修辞手法来写作，从而让后人不由产生疑问。比如，“东抵昂宿星升起处有万座城门的京师长安，南接轸宿升起之地，立碑于恒河之滨，控制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这是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载的吐蕃极盛时疆域，但现代的人们看到此段记录，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质疑：这不会是在吹牛吧？

　　同样值得庆幸的是，仿佛是为了弥补第一手材料太少（吐蕃时代流传至今的文物极少）的缺陷，在中国无以伦比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吐蕃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它们既有汉文也有藏文，而这些第一手资料尽管许多已流失海外，但今天的人们仍有许多途径可以研究它们。
　　敦煌吐蕃文书的研究者中既有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而且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他们可以从大英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等地直接查阅文物原件，让很多时候只能凭借复印件开展工作的中国学者徒然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