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6-17　10:32:55

　　广场协议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美国经济“虚拟化”的是实体经济的停滞不前乃至于萎缩。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工业产业固有的问题，即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阶段有资本优势，但在后续跟进阶段中无成本优势，由于像诉讼、金融之类“为存在而存在”的第三产业，使得美国社会的生活成本始终降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西德和日本制造业的步步紧逼，美国实体经济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靠钱就可以“生”钱的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旁的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吸走了大部分的资金和人才——靠炒作赚钱如果太容易了，自然不会再有资本家去把钱投入到实体经济上去，而年轻人也不会愿意去选择这些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

　　此外，金融业等“炒作经济”的获利来自于波动，波动越频繁、越剧烈，则获利越大，80 年代之后美国“股灾”频发与此有莫大的关系。而各种资产及原材料价格的不稳定，又会极大地影响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实力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影响投资人的信心，造成股市和期货市场更大更频繁的波动……对虚拟经济而言这是一个正循环，而对实体经济而言这却是一个负循环，这个循环如果一直往复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资本实体经济会彻底枯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场协议》出炉了。美国无法把自己改得更好，但可以把别人弄得更糟——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会是这样一个思路。1985 年9 月，日本和西德被迫在《广场协议》上签字，承诺日元（马克）对美元升值——在美国主导的“金字塔”里，日本和西欧是两个处于同一层级的经济体，而无论是日本还是西德，都存在国内市场狭小无法消化产能的问题，这样的布局可以让美国在和其中任一个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都可以以另一个作为筹码，逼迫对方进行让步。

　　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直接干预日本政府的决策——两个国家原本在政治上就是不平等的。除了和日本财阀背景的政治家有利益联系之外，美国对日本的公务员系统渗透得可能更深，但是在日本，公务员体系和政治家事实上是接近于平行的两条线。譬如日本的“特别搜查部”，这是一个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部门。查处政治家腐败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有意思的是，“特搜部”1947 年成立是盟军司令部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一手操办的，人员最初都是原美国驻日领事馆的日本雇员。再看看他们曾扳倒的几个政治巨头——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特搜部所侦破的案件中，反美政治家的比例远远大于亲美政治家，在日本国内一直传言，这个部门和美国中情局保有直接联系。

　　自1985 年开始直到1995 年为止，日元平均每年升值约5%，最终日元对美元升值接近50%。随着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由于价格上涨在出口上的竞争力开始急剧减弱。出口受阻，那么很自然的，日本政府就需要去拉动内需。
　　日本政府拉动内需，靠的是货币政策——这其实也是最近两年国内很多学者所推崇的方法。具体一点说就是松银根、降利率，鼓励大家多借钱。那么效果如何呢？很遗憾，非常糟糕。但凡有过去银行贷款经历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你越有钱，越不需要借钱，那么你就越容易借到钱，甚至银行会求着借给你钱，因为银行把钱借给有钱人，连本带利收回来是有保障的；而如果你越穷，越需要钱，你反倒越借不到钱，因为银行认为把钱借给穷人是没有保障的。一句话，金融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而且是最纯粹的资本家。而资本家或者说资本最基本的本能，就是去追求低风险、高回报。

　　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真正缺钱的普通人并没有多少机会去贷款消费，给国家贡献GDP，除非你去借高利贷——日本每年被高利贷逼到自杀的大有人在。像山口组这样的黑社会团伙很少打打杀杀、更不会去欺行霸市，看着非常“文明”，因为他们的主要业务是放高利贷，有了这一块的暴利，根本没必要再去犯别的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在日的美资机构也在做着同样的营生，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外资机构是合法的，可一旦日本金融机构涉足此领域则是非法的，这背后缘由不言自明。

　　而那些有钱有势力的集团则很轻易地就从银行拿到了钱。但富人们也不可能一天去吃30 顿饭，他们不可能无限地去消费，由于出口受阻也不可能继续投资做实体经济，于是这些钱就统统地流进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和海外流入日本的游资汇合一处，把日本的资产价格“炒到了天上去”，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86 年。
　　所谓“炒作经济”，炒作的具体标志物是股票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大蒜也好，对炒家而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一样东西一旦开始被“炒”了，它的价格和其实际应有的价格就因此存在任何关系。但是，炒家们会关注他们所炒的这个标志物是否是人们生活所离不了的，越是必需品，供炒作的盘面也就越大，获利也就越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利益受损的面也就越大。
　　在富人们的带动下，在暴利的诱惑下，日本最终掀起了全民炒楼的狂潮——但凡有些经济实力的人都开始把钱投入到房地产中去，到1987 年房价对比前一年飙升了3 倍。到1988 年很多投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存在泡沫，于是准备撤出投资，房价于是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随后地产商们通过连续炒作“地王”又硬生生地把房价拉了回来，这使得更多的投资人被吸引了进来，于是房价开始继续往上涨——这一幕想必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是不会陌生的。到1990 年地产泡沫破裂前夕，仅东京的地价就已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和！而那些多数的、比较穷、炒不了房的日本人看到的则是工资不涨，房价却在猛涨，大伙自然就更不敢去消费而是愿意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又进一步压缩了内需……

　　到了1989 年，地产泡沫已经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些文章里认为，是日本政府当时搞紧缩政策动作过于剧烈才引发了后面的崩盘，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是过于片面的。以当时资金账目开放的政策环境，即便日本政府收紧银根，其国内的企业或基金随便在海外注册一个工具公司就可以拿到美元贷款，继续在日本国内炒楼炒股，更何况炒楼的资金还有很大一块来自国际游资，货币紧缩政策对它们没有作用。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不破的泡沫，而泡沫具体何时破裂，则取决于“庄家”。

　　真正的引爆点出现于1991 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溢的国际资本开始撤离，由于短时期内大笔资金抽离，日本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苦苦挣扎了两年以后，1993 年日本房地产业彻底崩盘，给银行遗留了高达6000 亿美元的坏账。而长期以来，日本大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都是大量交叉持股的，大家连在一块，有好事是一荣俱荣，但出问题时也肯定是一损俱损。地产泡沫破裂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也将整个日本拖进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萧条——长达15 年经济停滞。

　　经济上的萧条，进而导致了日本政局的动荡。1991 年到2000 年10 年内日本换了7 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而内阁中各省的大臣的更换更是不计其数，频繁的权力变更使得政客们甚至连办公大楼的布局都来不及熟悉就得给后任腾地方。由此导致日本政府的实权开始从政治家手里转移到了公务员手中，政客走马灯似的换，而这些从“东大”（东京大学——日本公务员多数出自这里）出来的公务员队伍则是稳定的，政府要还想正常运行，客观上只能倚仗他们。大家不妨看看英国的情景喜剧《是，大臣》以及续集《是，首相》，日本的政治生态与里面所反映的其实差不多，首相和大臣们许多时候其实是被公务员们所架空的。按照现在的政治架构，由政治家组成的内阁们每天所看到的议案都是由公务员们在事务次官会议上挑选出来的，剩下的则直接由公务员们去处理。这样一来，其实谁做日本首相区别都不大，真正决定政局的是主持事务次官会议的几个事务副长官。2009 年民主党上台后，鸠山由纪夫曾筹划建立国家战略局，名义上类似于首相的智囊团，而事实上是一个凌驾于各个省厅之上的机构。之所以要这么搞，就是为了从公务员手中重新收回权力，把他们从政治体系里剥离出去。这些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德马克同样对美元大幅升值，升值幅度也到达了近50%。但幸运的是，到1990 年两德统一了，当然这可能也是西德同意马克升值的一个原因。东德并入了西德，给后者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德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由此大幅下降，同时德国的内需市场也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这些都极大地抵消了出口受阻所带来的损失。
　　此外，德国人应对马克升值，着眼点并非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德国政府称之为“平衡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原西德较富裕的州要向原东德经济落后的州做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各个地区缩小贫富差距，让大家可以得到均衡发展，如此内需也就有了。德国在当时能顺利消化掉东德，使之成为自己应对货币升值的“战略纵深”，正是得益于它的平衡政策。说到底德国走的其实是“政府干预”的路子。与之对应的，被搞得哀鸿遍地的日本则恰恰是“市场主导”路线的忠实践行者，这才是二者最大的区别，而至于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日本人采取的是宽松还是紧缩政策，反倒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