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6-18　09:56:30

　　经济中途岛
　　《广场协议》可以看做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为唯一的原因，那最终推导出来的就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溯到1986 年前后。20 世纪80 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 与AT&T 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地出台了，美国IT领域一下子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和日本等国的其他行业情况不同，美国的IT 业拥有垄断地位，换句话说，它不存在什么外部威胁。这种情况下除了自己人也就没什么对手了，进行一下自由竞争，搞搞优胜劣汰对整体行业来说的确是有好处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 在PC 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 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PC 市场75% 的份额。1981 年Intel 推出了面向IBM 的80286 芯片，到了1986 年Intel 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 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与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 结成了著名的Wintel 体制……随着克林顿推出“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

　　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则显得非常迟钝——在此之前，日本以及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手中数量较少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忽视了原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直到1991 年世界范围PC 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的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内地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事件”，而1986 年至1991 年则是它的“第二次中途岛”，其失败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

日期：2011-06-20　09:54:09

　　亚洲金融风暴
　　1989 年1 月7 日（即昭和64 年），天皇裕仁去世，其子明仁继位，自1 月8 日起日本改元为“平成”，故1991 年日本经济遭遇重创通常称为“平成战败”。
　　在平成战败之后，为了重启经济，日本政府从1992 年8 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 年到1999 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 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环境的财政投资达125 万亿日元，如果加上1997 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公共资金，总额将近190 万亿日元，并使总国债余额占GDP 比重从 1993 年的67.9% 上升到2000 年的135%。然而，如此大量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却并不明显。从横向来看，日本的地方就那么大，人口也就一亿多，国内消费的饱和线很容易就达到了；从纵向来说，日本的产业升级最终没有做上去，制造业满足资本扩张的上升空间也并不大。而且说到底，日本经济说崛起也好，说腾飞也好，都是美国所主导的那个“金字塔”分工体系内部的事情。从日本被纳入这个体系中的那一天起，它的发展空间四周就已经被预设了“玻璃墙”——对“金字塔”中除美国以外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其实皆是如此，除非你可以打碎这个金字塔重新创建新的有利于自己的体系，否则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会止步不前。

　　美国人在经济上默认甚至扶植日本崛起，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要平衡西欧的影响。这就像一个深通权术的领导一样：始终让手下保持有两个比较有能力的下属，两个人必然要相互竞争，领导因此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业绩，同时两个人相互牵制，领导又避免了被架空的危险。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根筋”的日本人一个劲地“低头拉车”，最终在1985 年一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在了“玻璃墙”上，1991 年以后开始“头破血流”——“领导”扶植手下某一派系的目的在于平衡，而不是为了让他取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