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20 21:01:33

　　原文：
　　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
日期：2012-07-20 21:51:18

　　批：
　　御史在此用当年姜太公在齐地成功的经营和管仲当政强齐的成功案例来说明，强农不是强国的唯一路径，发展工商业也能达到强国的目的，“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
　　那么问题也就自然产生了：为什么先秦时齐国会如此另辟蹊径呢，是其有意为之、还是迫不得已呢？从《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端倪，其原文如下“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齐国初期的都城营丘位于今天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昌乐地区，此地土地盐碱严重、并且土地多裂隙多难以保存水分（即地潟卤），所以当地难以发展农业耕种和灌溉。因此姜太公才不得已从工商副业入手“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过发展以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以淄布最为有名）的收益来弥补农业发展的不足，从而换来商品粮来供养本国人口。所以太公当年的贸易立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和当今日本的贸易立国颇为相似、是面对资源匮乏局面下的一种扬长避短。而管仲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把齐国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最终形成了齐国相对于周边地区的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和亚当斯密时的大英帝国也很相似，当年英国靠发挥在纺织品方面的比较优势，打败了法国等欧陆传统农业国、确立了贸易中心的地位。

　　所以御史在此侃侃而谈颇有得意之处，那么文学们面对这一史实，又会去如何反驳呢？
日期：2012-07-21 13:40:26

　　原文：
　　文学曰：“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权相倾。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淫巧恶欲施？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为无间矣。非特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特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

日期：2012-07-21 14:38:15

　　批：
　　文学们也不甘示弱，除了拿孔子的话来压场面外，还故意抬高助成汤灭夏的伊尹和助周武王灭商的姜太公，来贬低管仲，“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另外，文学们依然执着于现在天下一统、远非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可比，所以没必要再用那时争权夺利的一套了，“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权相倾。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淫巧恶欲施？”。最后，文学们更是直截了当的对御史大夫桑弘羊本人进行了批判，“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为无间矣”；同时也把管仲以来的轻重术也一起否定了，认为此术非但不能强国、还会导致国力空虚，所以还是讲礼仪重要，“非特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特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可见文学们还是坚持礼仪道德放首位、而权力和利益分配可有可无——现在看来这是相当可笑的，逐利是人的天性本能，所谓“天下熙熙为利来，天下攘攘为利往”是也；但在当时纯儒风行的年代里，这种重义轻利的治世原则在众人看来却是很合理的。从汉昭帝后，纯儒越发得势，最终造成了王莽复古、妄图恢复以井田制为核心的封建制度。

日期：2012-07-21 15:21:14

　　文学们在此用伊尹和姜太公来贬低管仲，无非是想说明：道德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有经济建设最多只能称霸、而有道德建设就可称王！但仔细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商周对全国的统一是与后世帝国专制不可同日而语的：商王充其量只是个“诸侯之长”，一群部落中规模最大的而已、其他部落是名义臣服实质独立，其直辖领地不过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而已；周天子算是天下共主、但也仅仅是个邦联主席而已，其直辖范围也不过宗周和成周而已、还会不时受到四夷侵扰；齐桓公时的齐国虽然只占有青州之地，但相对于周天子的直辖王畿而言、管辖土地面积一点也不小，领导起来还更直接有力、更非商王可比。所以文学们拔高伊尹和太公、贬低管仲是不顾历史发展的片面对比：商王周天子虽贵为天下最高领导人，但其权力所及领域并不大；齐桓公虽然只是个诸侯，但其直辖领域也并不小、而且通过“九合诸侯”使其国际影响力远超周天子，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另外，文学们对汉武帝时各项经济政策的一概否定也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政权如果没有钱的话，那是片刻无法支撑的。所以真按文学们所说的那样，政府不讲经济而只讲道义的话，这样的政府纵览古今中外还真没见过！当然，汉武帝为了弥补军需不足，也采用了不少狠招，比如“告缗”这一条就激起了全国中产以上家庭的普遍不满。其实从“告缗”的实质来看，相当于现在欧美各国征收的财产税；虽然算缗早在汉初就以颁布，但真正严格执行的，还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全国普遍抵制算缗，因此汉武帝启用张汤等酷吏来强行征税，还颁布“告缗”这种举报有奖的措施来鼓励民间检举揭发有钱人隐匿财产不报。所以文学们才会在此把杨可、江充等酷吏和桑弘羊等经济官僚并论，认为他们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文学们在此已经完全撕破了脸面，那么接下来御史会如何继续周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