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23 19:41:03

　　原文：
　　文学曰：“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寒气盛，则损之而调阳，是以气脉调和，而邪气无所留矣。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意者非扁鹊之用针石，故众人未得其职也。”
日期：2012-07-23 20:11:43

　　批：
　　文学们也反唇相讥现行政策，用扁鹊行医之高明来讽刺现在的执政者如庸医般无能，“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并指出现在政策非但没能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严刑峻法也非但没有减少扰乱社会安宁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最后，文学们就顺势否定了现行政策，“意者非扁鹊之用针石，故众人未得其职也”。

　　文学们也点出了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等经济新政中产生的巨大新问题。在经济上，旧的豪强巨贾确实被抑制了，但新产生的主管经济官僚的胃口比起原先的豪强巨贾是毫不逊色。比如本为平抑物价而创立的平准均输政策，却成了官商勾结、共谋暴利的工具，完全违背了制度创立的初衷；这后后世王安石变法中，所碰到的问题一样，所托非人、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所以国家在介入市场经济后，更是给官僚资本提供了鱼肉百姓的天赐良机，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更强化了。这和今天国有垄断资本在市场经济里的作用颇为相似，比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垄断下，中国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居然比日本这个贫油国还高。这确实违背了当初创办国营企业，以惠利于民的初衷，并给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也难怪有那么多人来质疑国营资本存在的必要性，国营经济俨然蜕变成“官营经济”，不仅不再为广大人民所谋利益、甚至是时时处处与民争利！

日期：2012-07-23 20:36:48

　　在社会上，严刑峻法也只是暂缓了社会危机的爆发，但并没消除危机的根本。当汉武帝后期面对关东地区此起彼伏的民变暴动时，本想通过派出直指白衣秀使用大量杀人杀官吏的办法来平定暴动；但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暴动毫无收敛之势。最终汉武帝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在于民生太艰难、税赋徭役太苛刻。以汉武帝时所征收的“口赋”为例，汉武帝把起征年龄从汉初的7岁压低到3岁，自元狩四年(前119)起﹐在起征年龄提前的同时﹐又在原口赋的二十钱外附加了三钱，以供军马粮刍的用费﹐故称作“马口钱”。在这么承重的税赋下，民间甚至出现了为了不交税而杀婴的现象，农民撂荒逃亡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在这种“有亡秦之迹”的社会大背景下，汉武帝即使认识到了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和深刻性，马上出台安民政策、放弃对外用兵的扩张政策来减轻百姓负担，并下《罪己诏》来扭转先前的苛政。于是，各地暴动骚乱就自然而然得减少、消失了。可见，真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的地步，严刑峻法非但不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更会激化社会矛盾，强行压制只能适得其反、必须通过疏导的方式才能逐步缓解并消除危机。

　　由以上两点看出，文学们的分析问题水平也不差，并非一无是处。那么面对文学们指出的两大弊端，御史又会如何应付呢？
日期：2012-07-24 19:57:36

　　原文：
　　御史曰：“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其后，强吞弱，大兼小，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由此观之：兵甲不休，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畜，赵、魏之库也。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顾大农等以术体躬稼，则后稷之烈，军四出而用不继，非天之财少也？用针石，调阴阳，均有无，补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日期：2012-07-24 20:47:34

　　批：
　　御史也心中有数，文学们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点到了现行政策的软肋上，所以也只能通过转移新话题来解围。御史接着提到战国时，各国对内互相征伐、对外防御四夷来袭，其军费开支不比现在小；而六国当时的财力却无法和现在大一统的汉朝政府相比，但他们却做到了“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而以现在天下财力供养军队，怎么会不够用呢？“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畜，赵、魏之库也。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所以在御史看来，不是国家没钱供养军队、而是钱路不通，所以当时大农桑弘羊等所作所为好比打通人体经脉，使钱能流到最需用钱的地方上去，“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所以，这非但不是罪过，反而是福分，“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御史所言也确实很有水平，用六国故事和当时做对比也确实很能说明问题。关于天下财富和军费开支的关系，历来亏绕着国家的统治者们。其中以明末崇祯朝最为典型，崇祯当时就面临御史所说的困境：一方面是军饷不足而造成的军事平乱无以为继，并造成不断的军队哗变、加入造反的农民军队伍中；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官宦富商不断抗拒征税、其中尤以代表江南士绅的东林党最为著名，中央财政也因此长期处于亏空中、始终入不敷出。崇祯知道手下大臣有钱，曾提议向他们借个500万两白银来筹措经费，等日后太平了、税收正常了才还他们；但他们却都在皇帝面前哭穷，连贵为外戚的田国舅也一毛不拔、气得皇后也忿然与之断交。最终大明朝亡于内忧外患中，而京城里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大臣们却被进城的李自成轻松的敲打出5000万两白银。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讽刺，正是应验了两千年前御史这番精辟的论述——国家不是没钱、而是钱没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所谓的“藏富于民”真到了国家危难时，还能指望这些“豪民”们毫不计较的仗义疏财吗？

　　御史在此另辟论场，那么文学们对这新问题又如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