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11　08:48:36

　　第四章洋务运动
　　（一）国人的觉醒和洋务领袖
　　就算现在我们将清廷说的一无是处、完全将他否定，说他是卖国政府，称其为外国的走狗、帮凶，但不容置疑的一点就是当时对外代表中国、对内统治中国的还是清王朝，中国要发展还是得靠他。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满朝上下对战争惨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反思，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和军队的腐败是大家亲眼目睹的，同时也是感触最深的，清廷当时也是抓住了这两点儿。于是经过一番酝酿清廷兴起了“整军经武”运动，全国上下呈现出修明武备、重振国威的新气象。
　　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既没有作为危世之主的治国水平，又没有其先祖康熙帝的雄才大略，这次新气象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其实道光帝作为一位守成之主还是相当不错的，只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承担了一个他根本承担不起的重任。
　　鸦片战争后的整个中国基本上还处于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的状态，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对这次鸦片战争的反省是深刻而富有成效的。他们纷纷著书立说，着手研究西方国家，向他们寻求强国御辱之道，比如说林则徐、徐继畬、姚莹等一批先进人士，对中国人认识西方世界所做的贡献是开拓性的。虽然他们的认识也存在不足，但在整个中国特别是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还处于既不了解、又不想了解西方的状态下，他们已经是鹤立鸡群了！

　　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由于当时也就是他们少数几个人从睡梦中惊醒，其余的芸芸众生仍然还在浑浑噩噩的沉睡，所以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这些宝贵的建议被人们所忽略，几乎没有以此为指导采取措施富国强兵、以图雪耻。
　　也许是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也许我们只有经受更大的打击才能有所觉醒，总之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如从前，没有丝毫的进步，姑且称之为失去的20年吧！
　　只可惜人就是这样，告诉了你正确的道路你非不走，非要等到走过一段弯路才知道别人的劝告是对的，虽然这里说的是人，其实国家也是一样，看起来像是开玩笑，但事实确实如此。
　　时隔近20年光阴，清廷又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历经此次国难，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忧心忡忡的是靠国家的前途命运时，深刻的意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国家学习。相比较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麻木不仁，这次我们终于觉醒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廷上下不少官员认识到了在武器装备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就连蒙古铁骑的统帅僧格林沁也上书跟咸丰帝说洋人的火炮着实厉害。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面对英法联军的凶猛炮火时清廷的束手无策。
　　当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时，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等一群官员甚至从古书中寻找“破敌”妙策，他最后提出御敌之策是用竹排为盾对付夷人炮火或用竹筏插入敌人轮船使之不能转动，最绝的是用湿棉絮抵挡敌人炮火或是用湿棉絮裹住尚未炸开的炮弹。这些方法固然可笑之极，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廷对英法联军的炮火确实没办法应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暂时出现中外和好局面，洋务派官员发现外国人不仅愿意将武器装备卖给自己，而且还愿意将制造武器的方法教给自己，这令他们欣喜不已，于是就大规模购买外国机器自己生产枪炮弹药。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高举“师夷长计以自强”的大旗，开始了中国人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救亡。

　　笔者在看书时发现有的书上说洋务运动在台湾被称之为自强运动，由于我也没机会看到台湾的书籍，但个人感觉还是将其称之为自强运动较为贴切。当然，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自强运动，归结为一点就是坚强的中国人进行自我救亡的运动。
　　在介绍洋务运动前先简单的介绍下洋务派的领导人物，以便让大家对洋务运动有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奕訢、文祥。奕訢在满族亲贵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个有血性的人，真心为国图谋、勇于任事、锋芒毕露。在与慈禧一起发动政变后自己成了显赫一时的议政王，但好日子没过多久就遭到要取得绝对权力的慈禧的打击，屡屡被其玩弄于鼓掌之间。文祥在朝廷里主要是辅助奕訢，帮助他推进洋务运动，他的忠直干练、廉洁奉公在满族大臣中堪称表率，在当时很有声望。

　　洋务派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最主要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他们三人也是从1860——1895年影响清廷政局的中心人物。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仍旧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但大约一年之后由于在北方负责 “剿捻”的僧格林沁战死，他又出山 “剿捻”。已经匡扶过清廷一次的曾国藩这次将立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好事做多了有时也不一定是好事。于是曾国藩就因为日久无功被调回原任，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专门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前线事务交给李鸿章负责。
　　1868年经过曾、李二人的3年努力，终于将捻军平定。捻军起义被平定后，曾国藩升至被称为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调任湖广总督，加协办大学士衔。
　　187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负责处理这次事件的曾国藩采取了“杀民谢敌”的政策，结果被世人所清议，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湖南人甚至将他在湖广会馆所题匾额砸烂烧毁。为了缓和舆论压力和曾国藩的个人精神负担，清廷将其调任两江总督，让李鸿章接替他就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被举国视为 “卖国贼”，这给这位一直在追求道德上完人的完美主义者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曾国藩本人也对此事深感“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此后一直闷闷不乐，两年后即1872年因病逝世。
　　自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在仕途上一直都步曾国藩之后尘，曾国藩调至谋职他就接替曾国藩原来的职位。李鸿章自从1870年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后，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25年，一直到甲午战争因咎免职。在此期间李鸿章大权在握“坐镇北洋，遥控朝政”，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直隶总督府几乎成了清廷的第二朝廷
　　左宗棠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的主要工作仍为镇压农民起义，先是担任闽浙总督花了三年的时间剿灭福建、广东两省的太平军余党；事情办完后还不到半年，1867年他就被调任陕甘总督先后负责“剿捻”、“剿回”、收复新疆，在大西北一呆就是13年，直到1880年被调往北京。
　　当左宗棠被调往北京任军机大臣时，享受着“赐紫禁城骑马”、“内侍二人扶掖上殿”的待遇，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待确实非常的荣耀，但这时的左宗棠也确实经老了，要是真的能骑马的话也就不会让人“扶掖上殿”了，五年之后即1884年，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中法战争前线。
　　就这样，奕訢屡被慈禧打压极不得志，曾国藩死的早，左宗棠戎马生涯，李鸿章就成了主持洋务运动的最主要人物。后来还有一个张之洞，当李鸿章他们创办洋务企业时，张之洞还是小字辈，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