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12　10:05:37

　　（二）顽固派，顽固在哪里
　　洋务派掀起自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计以自强”，理想固然高尚，但道路却异常的曲折，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到了强大的顽固势力的反对。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反对呢？难道他们就不爱国吗？下面我们就来看个究竟。
　　“师夷长计以自强”这一口号喊得很务实、喊得很悲壮，曾经的天朝上国现在终于低下高贵的头颅向小小的“蛮夷”学习了，但这个残酷的现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在洋务派进行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时，一批传统文化的精英们对其展开了全面攻击，大有血战到底，寸土不让的决心。
　　在顽固派众多反对洋务运动的理由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比如修建铁路和火车的运行会让大量以传统运输业为生的中下层人民失去饭碗；机器的大量引进势必会引起传统小农经济的崩溃，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有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说如果修铁路洋人就能自由往来，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特别是大学者俞樾提出机器的大量使用会让天地间万物的和谐关系失去平衡，会破环中国人力图达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进而对整个西方的工业文明产生怀疑。这一观点高瞻远瞩思考的非常深刻，看到了后工业时代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思维水平也不一定达到这一层次。
　　虽然有不少这样有益的思考，但大部分士大夫还是盲目无知的，整个大脑顽固的像化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选择了抱残守缺拒绝对自身进行改造。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倭仁，他的经典语录就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

　　真的怀疑这老头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现在只要是个正常人看到这句话没有不发笑的。但其实他也很可怜，因为我们的儒家经典里教授的道理确实就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说他也没错。是不是感到很奇怪？由于本人对于理学研究甚少，不能在此做过多的解释，就不在这里逞能了。反正他这一观点在当时确实立论公允、无懈可击，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 “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夫天下惟拙可以胜巧”之类的话，言语间充满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极度鄙视。就是这样的一群迂腐之士，在国家大局如此危急的关头，竞相以谈论洋务为耻，以不谈洋务为高明，在势力所及之处表现出与洋务派不共戴天的极端仇视姿态。
　　清流党人御史邓承修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同洋人打交道；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同洋人打交道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然后请假在家养病；有时候某人参加洋务，就有人困惑的说：“好好一个世家子，为何亦入洋务？甚为不解。”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的先进人士迫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而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并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其中的某些行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
　　比如说我们是以农业立国，商业是非常受鄙视的排在四业之末，而现在我们也要向西方学习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兴办洋务企业；比如说洋务运动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被看不起的，被称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极不受重视，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则是君子不为的行为；再比如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宣扬义大于利，最为看重一个人的道德修为，并将这看作立身、立国之本，而现在却要“重名利，轻气节”把重点放在洋务上。

　　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突变让很多人在思想上一时半会儿转变不过来或者根本就不愿转变，认为这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颠覆，是万万要不得的，以至于出现倭仁这样的奇谈怪论。郭嵩焘任驻外使节事件最能体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表现。
　　1876年郭嵩焘作为中国派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任使节，他在出使英国前亲朋好友纷纷劝他辞掉这个差事。湖南籍的士大夫将他视为全体湖南人的耻辱，当他远行时身后留下的是一片诟骂、惋惜之声。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将途中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当他把书寄回国内希望总理衙门刊印时，却被满朝士大夫所误解，很多顽固派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书稿最终遭到毁版。

　　当时和郭嵩焘随行的驻英副使刘锡洪曾致电清廷揭露他的罪状，说他不应该“批外国人的衣服，向他国国君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当时全国的士大夫骂他是“汉奸”，声称“大清无此臣子”，甚至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嵩焘回到长沙后由于湘阴发生排外风潮，他被污衊为“勾通洋人”，不明事理的百姓和乡绅帖大字报来侮辱他。
　　郭嵩焘当时是“骂名穷极九州四海”，连他自己也感叹“未知前生做何冤孽，得此种种惨报”，而此时自强运动已经开展10余年了，由此可见当时国内顽固势力对洋务运动是多么的仇视。
　　当时顽固派的势力非常强大，因为推行洋务堂堂的恭亲王奕訢也被顽固派斥之为“鬼子六”；疆辅重臣江苏巡抚丁日昌被称之为“丁鬼奴”，后因保守派的压力被迫辞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被称之为“东洋驸马”，李鸿章本人更是经常受到顽固派的攻击。
　　虽然这些传统士大夫反对洋务的理由非常充分，但他们不着眼于实际既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御敌之策，又不愿向西方学习着实让人深恶痛疾。
　　从当时的政局来讲，对洋务运动的发展也存在不利因素。因为对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来说，她既要利用洋务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派和自己的政敌奕訢权势过大，因此对洋务派进行扶持的同时又利用顽固派对其进行牵制，对顽固派的胡乱干涉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顽固派就更加嚣张。
　　洋务派只是想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实现中国的富强，并没有变革中国的政治、教育以及典章制度，所以梁启超批评他们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梁启超先生说的确实是大实话，洋务运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洋务派仅仅就是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就已经受到了守旧派如此严重的攻击，如果再深入开展下去他们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现在的教材在评价洋务运动时，经常批评它具有不彻底性，说洋务派没有对清廷进行系统的改革，对于这些不切实际的评论也懒得去反驳，也不知道那帮专家学者一天到晚在研究什么。

　　当然，话说回来顽固派之所以如此顽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冲突，此外加上时局的影响慈禧太后有时又对他们持默许态度，他们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反对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