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11　22:13:29

　　第十章 中流砥柱（9）
　　为了巩固厦门根据地，郑成功制订如下战略：“欲图进取，先从漳、泉起手。此番杀他一阵，则漳虏慑服，集兵裕饷，恢复有基矣。”从永历五年（1651年）始，国姓爷在福建南部发动一系列的攻势：
　　从永历五年五月至年底，郑成功依计划有步骤地在漳州、泉州一带发动进攻，三战三胜并攻取漳浦、诏安等县城。
　　永历六年（1652年），重要的贸易港、军事重镇海澄望风而降，这也是国姓爷起兵以来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一系列的胜利令清廷如梦初醒，在此之前，他们低估了郑成功的威胁，于是精兵猛将源源不断地调往福建以镇压抗清势力。

　　闽浙总督陈锦率数万精兵南下，摆开与国姓军队决战的架式。郑成功在江东桥一线布防，《先王实录》记道：“前附山，后背水，传令各船放出，无得只留，防胆怯者思退走，迹淮阴背水阵法也。”采取西汉名将韩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战法。
　　不仅如此，郑成功严申军令：“副将以下退却者，许督阵监营登场枭示；统领总镇，登时捆解军前枭示。”
　　在铁的纪律面前，军队爆发出强大的强斗力。江东桥一役“虏全军覆没，获衣甲辎重不计”，敌军统帅陈锦“仅以身免”。尽管陈锦在战场上侥幸逃生，但这位清朝的封疆大吏却注定难逃一劫，他被家仆刺死并斩下首级，献给国姓爷。
　　江东桥之战取是郑成功起兵以来最伟大的胜利，也是满清在福建所遭遇的最大挫折。闽浙两省的清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闽南几乎沦为国姓爷的囊中之物，在郑氏军队进攻漳州时，很少人想得到这场战役竟然旷日持久。
　　面对攻坚的短板，国姓爷祭出围困的法宝，企图用这种笨拙却保存自己实力的战术最终瓦解守城者的意志，然而，这一战术在漳州战役中并未获成功。驻守漳州的清军并没有举旗投降，而清廷为遏制国姓爷的扩张也不遗余力地从海陆两线发动反扑。
　　清政府试图直接进攻厦门岛，迫使郑成功放弃漳州，这个战略思路固然高明，但进攻厦门岛只能跨海作战，稚嫩的清军水师与老练的郑氏水师显然不是同一重量级的对手。清军拼凑起一支拥有一百艘船的舰队，然而国姓爷不屑一顾，他都懒得亲自下水，只把阻击的任务交给部将陈辉。
　　陈辉不负众望，轻松击破对手的进攻，并且掳获大船十余艘。不甘心失败的清军水师很快卷土重来，第二次进攻厦门岛，但在大海上，没有侥幸可言，他们又一次遭到惨败，连水师副将也在是役中毙命。
　　清军在海上发动的进攻无功而返，只能寄希望于陆路的救援。两批援军共计一万五名名精锐骑兵先后抵达漳州，在围困长达半年之久后，郑成功做出了撤兵的决定。这次围困的失利，也中止了郑成功持续一年半之久的战略攻势。
　　在漳州战役的同时，海峡对岸的台湾爆发了荷兰殖民统治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华人暴动，史称“郭怀一起义”。这次起义是台湾华人自发组织的呢？或者是得到了郑成功的支持呢？在历史上众说纷纭。
　　下面我们暂且将眼光从福建转向台湾，来看看这次大暴动是如何爆发的。
日期：2011-10-15　00:06:53

　　第十二章 郭怀一起义（1）
　　1652年9月，台湾爆发了荷兰人殖民统治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由当地汉人发动的，起义的领导人是郭怀一。

　　这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起义，因而很快便被荷兰殖民者镇压并导致了数千人的死亡。可是这是台湾史上一次十分重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汉人对荷兰当局殖民暴政的痛恨，表面是是一次突发性的事件，实际上蛰伏十几年的仇恨与怨气的总爆发，反抗的洪流终于如炽热的岩浆一般从火山口喷涌而出。
　　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十几年里，汉人对台湾经济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遭受到何等不公正的待遇。
　　晚明时期的中国，国内动荡不安，贫富严重分化，农民起义如洪水一般冲击着大明帝国大厦里摇摇欲坠的支柱。为了生存，有些人落草为寇，有些人入海为盗，有些人冒着巨大风险走私货物，还有一些人渡海前往台湾岛。
　　当时的台湾岛还是一块尚未开发处丨女丨地，荷兰人是这样写道的：“那里有适宜的气候，洁净健康的空气，以及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些土地谁来开发呢？正是不断涌入的内地汉人，对此荷兰殖民者是乐于看到的，因为汉人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当地土著居民在荷兰人的眼中是“愚昧无知”的一群人，“贫穷、懒惰、无所奢求”；而前来拓荒的汉人则是“勤勉、认真、耐劳、好胜”的。
　　汉人成为开发宝岛的主力军，他们在1635年的上半年便生产了三千担糖。荷兰人将这些糖卖到日本与波斯，此时台湾岛不仅是商品中转基地，同时也成为一个商品生产基地。
　　汉人络绎不绝地涌入台湾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给荷兰殖民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令殖民当局有强烈的防患心，担心兵力不足而无法控制汉人日益增长的势力。当时的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向巴达维亚当局提出增兵的请求，要求增派更强的力量，以确保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地位不受动摇，并能维持殖民地的统治。
　　1640年8月1日，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决定对在台所有汉人征收人头税，每人每月0.25里尔。这是一项负担沉重的税种，从9月份起正式征收。除此之外，汉人从事猎鹿、伐竹、酿酒、烧砖、网鱼等经济活动，也必须要荷兰人缴纳税款。
　　东印度公司这样说：“尽量不影响中国人（指汉人）在大员居住，另一方面又可补充我们在大员的费用。”换言之，既要压榨汉人，又不致于让他们无法生存。在最初的两个月（9月、10月），居住在大员、赤嵌及周围地区的汉人共计3568人，尽管心里极度不满，但还是被迫缴纳了1885.5里尔的人头税。
　　由于此时中国内乱严重，从内地居民移居台湾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人头税的税款也随之增加，这成为荷兰人在台湾殖民统治最重要的一笔固定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