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20　21:17:19

　　第十二章 郭怀一起义（2）
　　中国的动乱在1644年最终导致巨变，北京城被农民军攻破后，满人乘机南下并席卷中原。1645年满清军队跨过长江，1646年福建几乎全部落入其手。
　　战争导致前往台湾避难的内地汉人激增，这对台湾的农业及其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开拓较早的大员、赤嵌周边的种植区外，荷兰殖民者又大力开拓岛上其他垦植区。
　　此期台湾的农业发展迅猛，耕地面积由3000摩肯增加到10000摩肯，增长了2.3倍。糖的产量达到50000担，比1635年时增长了将近十倍。
　　勤劳的汉人成为荷兰殖民者的摇钱树，他们将土地、河流、湖泊等自然资源以竞价的方式出租给汉人经营农业、贸易、渔业、狩猎等。尽管此期由于中国国内战争加剧而导致商品紧张，荷兰人在外贸上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在内地移民身上榨取许多税款或租金，使其收入大大增长。
　　由于福建日益成为明清战争的主战场，逃避战争灾难的人还在不断增加。1647年，包括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等人在内的郑氏武装在福建省内发动对满清的反击战，密切注视福建战局的荷兰人这样写道：“那些地区再次卷入战乱……致使可怜的中国难民蜂涌而至，促使福尔摩萨的种蔗和种稻大幅增长。”
　　由于逃难台湾的内地汉人太多，荷兰人就可以使用狡诈手段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说，他们将赤嵌附近的耕地分为十二块，出租给出价最高的人，试想想，这些落难的中国人只为求生存而已，在竞先标价后，最高价租得土地者，辛辛苦苦耕作一年，也不过为荷兰人打工罢了。
　　汉人数量的增加，既给荷兰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令他们心有余悸。据《东印度事务报告》，到1648年3月，移居台湾的汉人有一万四千人，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岛上的驻军仅有七百人，这样的兵力显然过于单薄，故而巴达维亚当局决定要增兵到一千一百人至一千二百人，即增加50%的兵力，以“确保这一美丽、富饶的殖民地万无一失”。
　　汉人的勤奋创业不仅没有引起荷兰人的感激，反而处处提防，想方设法离间汉人与台湾原住民的关系。

　　为了盈利，荷兰人将土著村社租给汉人，租借者可以到村社内与土著人做小买卖，可是只能在离村社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聚居，进出村社时要佩带一枚银章，上面刻有该村社的名字以作为通行证。没有银章的汉人（即非租借者）严禁进入该村社，也不允许与土著人有任何交易。
　　在1642年，荷兰人出租第一批村社时，租金为1600里尔，之后租金连年上涨，到1647年时已涨到14250里尔， 1648年超过23000里尔。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荷兰人通过出租村社所获得的租金上涨了十几倍以上。
　　如此畸高的租金，令承租的汉人已完全没有利润的空间。譬如说，仅虎尾珑社的租金就达2600里尔，汉人用如此高的价格竞得该村舍的贸易权，连荷兰人都出乎意料，他们说“整个虎尾珑社财物的总价值也没有租金那么多。”
　　换句话说，该村社能与汉人贸易的钱还不够2600里尔呢，那高价承租的汉人哪里盈利呢？贸易所得根本不足以支付租金，只能靠猎鹿来弥补。这也说明饱受饥荒的汉人为了填饱肚子，不惜让荷兰最大程度剥削，他们一年的辛苦，到头来油水都落到荷兰人手中。

　　当一个国家陷入天灾人祸与战乱中时，百姓是何等的无奈！
日期：2011-10-22　09:16:22

　　多数人的历史观都错了。因为没有用还原法来看历史，而是用过滤法，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古代的历史，自然是谬误百出。
　　今天我们来看明史，这个时代狰狞可怖，这是因为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专制、腐败、保守等，一无是处。因为我们早视一些东西为固然之物，比如说和平、社会秩序等，我们在对比社会进步或落后时，忽略了社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外国人的观点经常让我震惊，因为他们容易以平和的心态来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框架之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全球通史》称14至19世纪的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甚至改朝换代的巨变在他看来，“比起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我不是要接受这样的结论，只是他们的观点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深地思考自己的历史。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写过：“中国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利玛窦在1597年的信中说“在管理、政治、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这些看法值得重视。
日期：2011-10-22　17:17:02

　　第十二章 郭怀一起义（3）

　　在剥削的同时，荷兰人又极度丑化汉人。他们向台湾原住民宣传汉人“讹诈欺骗”，会将“他们的妻子女儿引入歧途，导致通奸与娼妓”。
　　1648年至1649年，福建遭遇罕见的饥荒，连郑成功、郑鸿逵等军队也不得不转移到了粤东潮州一带略地取粮，以度过灾年。与此相对应的是，流落到台湾的内地汉人超过2万人。
　　荷兰殖民者大发战争财，汉人缴交的人头税增多，农业税也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而增加，村社的租金到1649年时达到46000里尔，为上一年的两倍。
　　在1651年的一份东印度公司报告中，提到了汉人对缴纳人头税的严重不满：“在收税过程中常发生一些不快的事情，士兵们在巡访中国人时，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显然在荷兰人的压迫之下，忍无可忍的汉人的抵抗情绪一日日地高涨。显然荷兰人也发现苗头，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军队增加到将近一千人，而且还准备“再派一批士兵，以防备日益增多的中国人”。
　　表面平静的台湾岛，实际上已经是暗流涌动，一场大风暴随时会降临。

　　1651年，一则谣言令荷兰人感觉到一丝不安。
　　这则谣言是由两名剃了猪尾巴辫子的汉人在萧垄社散布的，声称中国人将组织庞大的舰队，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攻占大员。在这则谣言中，毫无疑问中国人指的是南明而非满清，尽管传播者剃了一个满清的发型，但满清在海上是没有实力可言，显然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渡海征台，这个人就是郑成功。
　　荷兰人逮捕了这两名造谣者，严加审察，最后断定两人完全是凭空捏造以盅惑大众。
　　尽管谣言平息了，但谣言传播的背后却是汉人与荷兰人之间矛盾的激化，显然大家翘首以盼，希望海峡对岸的国姓爷能渡海东征，赶走这些殖民者，以一扫汉人们心中的怨气。
　　倘若我们跟踪郑成功的行迹，便会发现这一年（1651年）他绝无跨海征东的征兆，因为他正在福建南部频频发动进攻，而且得心应手，连续取得几场胜利。对国姓爷的来说，抗清的事业是排在第一位的，很难想象他会在大好时局下去攻打台湾岛。
　　可是如果说国姓爷对台湾岛没有丝毫兴趣，那则大错特错，有很多证据表明，尽管他不能分兵东渡台湾岛，可是对汉人反抗荷夷的斗争，他是支持的。
　　这次谣言风波令荷兰人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抵御各种不测攻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汉人并没有过激的反应，似乎一切归于平静，可是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有一股暗流涌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