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28 07:33:02

　　当年六月，与曹公任命华歆为首任魏国御史大夫同时（郗虑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他自伏后事件后，就此销声匿迹），曹公又设置了卫尉官职。卫尉为九卿之一，专司宫禁守卫之责，这不仅预示着魏国已经六卿俱备，自成规模，同时也说明曹公将制定严格的法令，讲究威仪了。
　　曹公一向是治军严肃之人，他的治国治军正是沿袭了申不害、商鞅的法治思想。当其时曹公的事业重点正由军事逐渐转变到政治上来时，曹公首先就要惩汉朝之弊，吸取它激化矛盾走向灭亡的教训，杜绝诸侯和官吏各行其是，无法无天，有法不依，贪赃枉法的旧行。
　　建安二十二年正是魏国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的诞生年，从这时起魏国的各项法令就相继出现了。
　　我在这里只想说的是《曹植私开司马门下令》与《又下诸侯长史令》及《立太子令》。

　　由《曹植私开司马门下令》你应当立刻猜出我说的曹公第一个行动即是关于曹植的。
　　关于曹植私开司马门的事，历史是这样记载的：记载一在《三国志?曹植传》，其中如此说道：“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记载二，见“七分实，三分虚”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中说道：“子建带酒，乘操车，出司马门。人皆以为操出，伏道而迎之，至近方知是子建。操闻之，大怒曰：‘吾无事不出此门，将以取信于诸侯也，汝今无礼，可杀之！’众官苦劝方休。自此不喜子建，诸君不敢登门。”

　　曹植为曹公爱子，生性直率放狂，不知约束，又名士风流，饮酒无度，《三国志》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载俱为事实，但《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模拟最为逼真，仿佛亲见。
　　这司马门并非洛阳之司马门，其时的洛阳司马门早为董卓所毁，曹植也只在建安十六年随曹公西征马超时去过一次洛阳，那曹丕在《感恩赋序》上说的：“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指的就是此事。
　　古代天子宫门为司马门，诸侯宫门也为司马门，魏王曹公之司马门即是其宫殿西门，为魏王专用，其他人随便出入便为违禁，便为“弃市”大罪。此门以曹公之言就是他自己也轻易不出，可知曹植是真的犯上僭越，罪不可恕了。
　　然而事实只是如此吗？陈寿等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驰道之中非曹公坐车不得轻入，曹植若非乘坐曹公坐车，不但不得行于驰道之上，守门令也决不敢随便开门放行。那么公车令正是因此而死的吗？曹植何以能随便乘坐曹公坐车，公车令何以能听从曹植命令？盖因为曹植得曹公宠爱，已同坐同出，或单独乘坐多次了。
　　独乘曹公坐车即为僭越，然曹公不曾计较，能得独乘坐车，便很可能有驰道之行，这曹公早该知道，可是他既如此重视法度威仪，何以不预加防范？据我所知曹公却不是先有惩处曹植之心，故意先行放纵的，他实是有了立曹丕为太子的决心之后才借题发挥，来警戒曹植等人的。
　　这同时也就是说，曹植是失宠在先，而非因此失宠，曹公如果还宠爱如旧，根本就不会如此小题大做。这两个事实并不矛盾，恰恰是陈寿等人颠倒了的。

　　曹植本以为自己已胜券在握，所以他得意洋洋，在酒醉之后毫不顾忌地张扬了一下，他万万没料到天平已经倾倒，他已经失去这场争斗了。他的这个举动在失宠之下将更加引起曹公反感，反感的结果就是到了连大臣们都不敢登门的地步。
　　继曹植事件之后，曹公随即颁布了关于诸侯的禁令，其中心便是严禁诸侯与大臣交往，以防止内部分裂，加强中央集权，说穿了也就是为今后加强曹丕的集权，为曹丕稳定局面，奠定基础。魏国曹氏骨肉的分离隔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同时是我司马家族成功的条件之一。
　　到最终这又成为我司马家族败亡的原因之一，我那孙子司马炎见到教训反其意而为之，放纵诸侯太过，结果又被自己子弟祸乱亡国。
　　当曹公对曹植下达了处罚命令之后，我立刻知道曹丕的地位已经确定了，我当即旗帜鲜明地向曹丕靠拢了过去。曹丕等远没有我这样的政治嗅觉，他们还兀自生活在忧心之中，我本来就跟曹丕关系不错，我的这个举动更增加了我的筹码。
　　不出我所料，很快地，在此年的十月份，《立太子令》就颁布天下了，曹丕欣然就座于太子之位上。曹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阶梯，我的宝押对了，我从此就将一面紧抱着他的大腿，一面踩上他的肩膀一路攀升。
　　机会从来不是随机分配的，而要靠发现与争取，巴菲特所说的这句话：“人生就像是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很厚的雪和很长的坡。”正契合厚黑的原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一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