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还顾虑着那一帮子本与自己一样坚决反对变法的王公大臣，要是他们反对，该怎么办？她试探着征求他们的意见，出乎她的意料，为首的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都对新政改革表示“赞成”。他们也很清楚，眼下的危局已容不得反对，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各方意见达成一致，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祭起了新政改革的大旗。
　　上谕中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句句切中肯綮，无论最终切实推行与否，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
　　日期：2011-10-10　17:14:29
　　坎坷的第一步
　　而让人疑惑的是，就在不到三年前，慈禧太后才当了一回扼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的刽子手，此刻怎么会摇身一变，而为新政的摇旗呐喊者了呢？为了掩饰这种尴尬，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强调，“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不但将两者的关系撇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对维新派反咬一口。
　　在这非常时期宣布变法，本就足以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一场政治秀，况且戊戌政变的阴影依然让人们的心头拔凉拔凉的，事关身家性命，人们不得不小心揣摩圣意，以至于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答复期限内，竟没有一个地方督抚大臣奏复。

　　慈禧太后预想的华丽转身并没有赢得满堂喝彩，不免恼羞成怒，再次发布上谕，强硬要求“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但朝廷的威信已经不复当年了，慈禧太后怒归怒，迫于形势，她不得不同时进一步表达改革的诚意，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并派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等为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遥为参预”。
　　这个豪华阵容看上去很好很强大，实则大部分都是耄耋老翁，离天命不远矣。从1901至1903年，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荣禄这三位最重要的能臣相继去世，实权一下子落到了奕劻、张之洞和袁世凯的手上。而张之洞此时也年近天命，气血已衰，奕劻又倚重于袁世凯，实际上到了后来只是袁世凯一人独大而已。
　　督办政务处的设立，稍稍消除了地方督抚大臣的疑虑。没过几天，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率先上奏，提出了自己关于新政改革的具体建议。既然已经有人做了出头鸟，其他人也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余联沅、两广总督陶模等各省督抚都相继上奏，勉强发表一下意见。
　　但有两个人并不急于表态，他们是地方督抚中声望最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人作为督抚中仅有的两位“参预”政务大臣，朝廷之重和声望之隆并非浪得虚名的，又怎么能人云亦云，只求苟安？

　　于是，两人一合计，决定江、鄂两地联衔会奏。主稿者张之洞审时度势，一方面派耳目窥测上面的意思，一方面与各省督抚互通声气，力求不偏不倚，免得伤了和气。在此基础上，张之洞再“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
　　这样又折腾了近三个月，两人才于7月中下旬上奏，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个折子包括三折一片，第一折关于“兴学育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四项措施；第二折关于“整顿中法”，提出了政治改革的12条建议；第三折关于军事和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最后一附片主张“专筹巨款”，以解决举办新政的经费问题。

　　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众多敷衍塞责的上奏中，刘坤一和张之洞精心策划的奏折就像一泓清泉，让身处浊流有水喝不得的朝廷大为欣慰，慈禧太后亲自发布懿旨，责令 “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摘要举办”。
　　关于如何新政改革的问题，经历了8个多月的争论后终于有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刘坤一和张之洞为新政改革开了个好头，从此《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作为前期新政改革的总纲领，为新政改革的切实推行指明了路向。
　　日期：2011-10-10　17:20:36
　　新政变法是个什么玩意儿
　　1901年的夏天似乎特别漫长，此时已是入秋时节，但炎热依然让人心情躁动。是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同11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1两。

　　一年前发生的巨祸由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一手酿成，而今日的屈辱由四万万国人共同承受，万世的骂名由李鸿章一人背负。这位为大清王朝竭尽心血的老臣终于忧愤成疾，于当年11月离世。
　　稍稍让人欣慰的是，各项新政事宜总算开展了。从1901年到1905年，大清王朝的新政改革全面开花，上自中央，下到地方，遍及官制、军事、经济、法制、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大清王朝似乎真的立意图强了，它摆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姿态。
　　自古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大清王朝的新政改革也不例外。从1901年7月到1906年全面的官制改革之前，清政府陆续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等几个新机构。并整顿吏治、“力除冗滥”，裁撤、归并了一些旧衙门，以配合行政机构的革故鼎新。
　　军队是国家的壁垒，大清王朝受制于西方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制和武器的落后。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只有临时纠集起来的两万人，德国大部还是在北京城被攻陷后才赶到。但就是这么一支杂牌军竟如入无人之境，将十数万清军和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让国人脸上无光。
　　亲身经历了庚子事变的王朝统治者更是深刻地认识到革新军事的迫切性，因此在1901年9月即发布了建立常备军的谕旨。1903年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练兵的统筹机构。这为袁世凯练就北洋集团提供了土壤，对晚清乃至民国的历史影响举重若轻。此后编练新军，革新军制，开启了军事现代化。

　　与此同时，“兴学育才”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以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最大。1905年9月，光绪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谕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同时，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的举措，也促成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铸造了大量新政人才和革命志士。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变革法制、改良狱政，以及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也次第展开。
　　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的欣欣景象，让阴霾的王朝上空隐隐透出希望的光晕，一个明朗的未来似乎正在酝酿。
　　回首往昔，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而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而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而有新政改革，清政府在多次战争的残酷打击下，似乎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但前两次改革都失败了，怎样避免新政改革重蹈覆辙，已成了时人心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新政改革燃起了国人富民强国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强心切的国人渐渐反感于清政府渐进式的改良，西方列国也不满于清政府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修修改改，从根本上变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旧瓶装新酒”的体制内变革，终究挽救不了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晚清中国，面对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立宪思潮的勃兴，清政府不得已迎合立宪派而对付革命，把新政推向了预备立宪阶段。
　　日期：2011-10-10　17:22:36

　　第二节 养虎为患——北洋军系
　　落后就要挨打
　　1904年9月12日，练兵处会同兵部上奏《新式陆军章程》，得到了清廷的正式奏准。自此，袁世凯作为练兵会办，正式编练全国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