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侦知广州密谋起事之举，立刻破坏了广州兴中会会所，逮捕并杀害了陆皓东等人，他们是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批烈士。孙中山也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于是东渡日本横滨。在日本，孙中山发现自己的事迹已被广为传诵，于是他凭着知名度很快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
　　1896年9月孙中山到达英国伦敦，却在伦敦街头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拘谨。孙中山在使馆英籍管家郝维太太和雇工柯尔的帮助下，向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和孟生求救。在两位老师的多方活动下，清使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英国外交部的强硬态度，只得释放了孙中山。
　　孙中山乘机就伦敦被难事件在英国报刊上广发感谢信，接着有出版了英文版的《伦敦被难记》，向西方世界广泛宣扬中国革命，由此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的革命家。
　　随后，他返回广东，策划了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惠州起义，但由于所借用的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全是从日本订购的废品，后续军火接济计划落空，起义军很快被清廷镇压下去，起义最终失败。
　　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度陷入低谷。他后来辗转欧洲，受留欧学生的启发，逐渐把革命势力主要依靠会党转向学界、会党并重。

　　为充分发展学界转向革命，孙中山于是转去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当时，中国留学生云集东京，黄兴是此中领袖人物。黄兴，原名轸，号克强，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县）。1902年以湖北官费赴日，曾参加抗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回国后在胡元倓创办的新式学堂明德学堂任教。随后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等人成立华兴会，黄兴自任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相继加入的会员有杨毓麟、陈天华、刘道一、李书城等人。华兴会成立后，于次年11月策划了长沙起义，因事机败露，起义未曾发动即宣告失败，会中骨干人员相继流亡日本。

　　当时比较主要的革命团体还有以浙派革命志士为主的光复会，会员有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柳亚子、黄炎培、陈伯平、马宗汉等人。另外还有中和堂、共爱会、三合会、强国会、岳王会等大大小小几十个革命团体。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很多都曾是留日学生，或与黄兴策划的长沙起义曾有联系。
　　因此，孙中山到日本后，即在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介绍下会见了黄兴，接着又会见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共同商讨组织革命大团体。同时还会晤了国内各省的留日学生李书城、汪精卫、吴春阳等人，为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达成共识。
　　1905年7月30日，筹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内召开，正式定名“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宅举行正式成立大会，确立十六字宣言为同盟会宗旨，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其下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以黄兴为庶务总干事，职权仅次于总理，马君武、陈天华为书记，朱炳麟为内务，廖仲恺为外务，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张继、何天瀚为判事，宋教仁为检事，汪精卫为评议部议长，议员有田桐、曹亚伯、冯自由、胡汉民、熊克武等人。

　　同盟会成立后，在黄兴的提议下，宋教仁、田桐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改组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第一号上第一次把同盟会的十六字宣言纲领概括为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就是后来著名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让此前一直在蜗行摸索着艰难前进的革命党人看到了无限的希望，一个新的纪元正等着革命的仁人志士去开创。正如孙中山日后追忆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以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日期：2011-10-12　15:56:22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武装反清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06年春夏，长江流域洪涝凶荒，湖南、江西等地饿殍遍野，反清情绪空前高涨。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立刻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和新军，筹划在萍、浏、醴各县进行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远在日本的孙中山、黄兴先后派人到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等省运动军队，以图响应。但已经来不及了，在清军的疯狂镇压下，起义坚持到次年1月即宣布失败。随后，清廷开始在各省严厉排查革命党人。
　　谁知在这紧要关头，同盟会内部却起了争执。1907年2月，在国旗图式的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流血牺牲的革命志士，黄兴则坚持用华兴会的井字旗，以表平均地权之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你要毁了它，就先毁了我！黄兴立刻跳起脚来，“发誓脱同盟会籍”。一旁的宋教仁看不过眼了，认为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也决定向孙中山提出辞职。最后，黄兴为顾全大局作出让步，此后便是一直退让下去。但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始终心存芥蒂。这场暗含领导权之争的争执，让同盟会高层之间的矛盾开始爆发。

　　屋漏偏逢连夜雨，3月清廷获知萍浏醴起义为同盟会所为，即要求日本政府引渡或驱逐孙中山。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赠送的5000元和日商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随即被礼送出境。走之前，孙中山自作主张留下2000元作为《民报》的经费，也没与同盟会本部商议，即带着胡汉民、汪精卫和剩余款项走了。
　　章太炎得知孙中山还接受了日本政府赠送的5000元款项，立刻跳脚大骂：“中山得日贿，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他还愤怒地撕下《民报》社的中山像，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字。这还气不过，他以为孙中山还在香港，就把照片连同批语一起寄到了香港。经章太炎这一闹，同盟会内立刻炸开了锅，拍桌摔凳子骂成一团。

　　而此时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正远在西南边境地区策划武装起义。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先后策动的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惠州七女湖起义均遭到失败。
　　消息传到东京，进一步推高了同盟会内部的反孙声浪。虽然经过黄兴、刘揆一的努力调解，这次反孙风潮才得以暂时平息，但孙中山从此不太情愿过问同盟会本部事务。这样一来，同盟会组织更趋涣散。长江流域的一些同盟会员张百祥、焦达峰等人干脆联系流亡到日本的各地会党头目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共进会，高举反满旗帜。
　　就在同盟会内部闹得不可开交时，徐锡麟、秋瑾等内地光复会成员发动的安庆起义和皖浙起义也相继失败。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并没有气馁，继续在西南边境组织武装起义。从1907年9月到次年5月，先后组织了广东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两广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但都相继宣告失败。六次西南边境武装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

　　河口起义失败后，退守越南的起义军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遣送到新加坡，孙中山为安置这些起义军而焦头烂额。恰值此时，陶成章带着经费难以为继的《民报》股票前往南洋募捐筹款，并要求孙中山拨款3000元及帮助筹款5万元。孙中山已是自顾不暇，只得向陶成章摊牌。陶成章大失所望，又要求孙中山作函介绍他到各阜筹款，孙中山同意。

　　但时值南洋经济危机，大地华侨应募的多，实交款的少。陶成章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一怒之下草拟了一份《孙文罪状传单》，肆意攻击孙中山，再次掀起倒孙风潮。孙中山、黄兴等人予以反击，双方关系极度恶化。最后倒孙不成，陶成章干脆另立山头，重新打出光复会的大旗，并以暗杀为革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