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独树一帜，光复会另立门户，同盟会内部由思想纷争演变为组织分裂。远在新加坡的孙中山鞭长莫及，于是自己着手改组同盟会，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南阳支部，更改以前的十六字誓词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并将盟书内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孙中山的擅自作为，实际上也是对同盟会组织的一种分裂行为。

　　尽管同盟会内部风波不断，但革命党人仍在坚持武装反清革命。西南边境依靠会党的历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开始逐渐转向策动新军起义。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安庆新军马炮营和广州新军先后举行反清武装起义，但因为清军早有防备，两次新军起义先后宣告失败。
　　起义相继失败后，悲观的情绪一度弥漫革命党人内部。这时，孙中山发来电报称准备向美国财团筹借巨款，提议再次在广东筹备起义。迷惘中的革命党人备受鼓舞，当即分头行动，开始筹备起义的各项工作。
　　这次起义准备得相当充分，先是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的统一领导机构统筹部，接着筹措款项15.7万多元，购买枪支800多杆、子丨弹丨数万发，并组织了选锋队（敢死队），联络了军界和会党、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党人等。1911年4月8日的发难会议上还确定了兵分十路的进攻计划。万事俱备，起义军定于4月13日发动起义。
　　不料，革命党人吴镜从香港运丨炸丨弹往广州时被清兵查获被捕，同盟会员温生才又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广州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而捐款和枪械又尚未到齐，黄兴只得将起义时间推迟至4月27日。但革命党内部却就起义时间问题发生了分歧，黄兴犹豫之后决心拼死一搏，并调整了作战计划，将原计划十路进攻缩减为四路。
　　27日下午5点半，黄兴亲自率领选锋队百余人进攻总督衙门，谁知两广总督张鸣岐早有准备，闻风逃到了李准的水师行台。黄兴等人立刻撤出，却遭遇李准和张鸣岐的卫队。双方展开激战，革命党人死伤多人，黄兴的右手也被打断两指。突围之后并分三路行事，可惜计划中的其他三路人马和巡防营及新军没有起来响应起义。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孤军奋战，最终寡不敌众而败。

　　这次起义牺牲的革命党人有姓名可考者共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被党人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白云山麓的黄花岗，即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成立至此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其失败让同盟会遭受了重大损失，孙中山不无痛愤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随后，革命再度陷入低潮。失败的情绪弥漫在革命党人之中，谭人凤等人因接连的失败，对孙中山的不满终于爆发，联络会中其他成员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任总务会议长。随后更改了原同盟会的宗旨，事实上也不再承认原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成了一个从同盟会分离出来的新的革命团体。
　　同盟会的这一路磕磕碰碰与历次武装起义相互作用，一同艰难推进着中国的革命历程。革命党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顽强的精神已将革命的火种播遍神州大地。然而，这个并不十分成熟的革命政党也为日后无法领导这场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埋下了隐患。
　　日期：2011-10-13　08:51:18
　　“暗杀时代”

　　一系列武装起义都相继失败了，困顿中的革命党人中逐渐激荡起一股极端的思潮，认为“实行暗杀，以诛除一二人道之贼，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一般之据强权者寒心”，主张采用暗杀和暴动的激烈方式，以“起革命之风潮”，而使“革命之动机勃发”。
　　这种思潮很容易就与中国古代的游侠思想结合起来了，使得个人英雄主义更是上升为民族大义，一时之间，诸多革命党人如陶成章、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秋瑾等人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革命实干家黄兴也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重整后的光复会更是一直专注于暗杀活动。
　　其实，当20世纪的曙光初露时，有一个人即走在了前面，他就是史坚如。
　　史坚如，名久纬，字经如（后改为坚如），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殷实之家。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曾愤怒声言：“大厦覆矣，谁尸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贼以取亡？乎，吾将行吾志矣。”后来在香港加入了兴中会，旋即东渡日本，会晤孙中山后，就奉命回国参与革命活动。
　　1900年10月3日，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屡谋响应，皆不得当”。此时局势已十分凶险，史坚如于是决定用暗杀手段干掉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以乱敌策应。他组织人挖了一条地道到德寿住处地下，然后放进去200多磅丨炸丨药，准备把德寿家来个一锅端。可惜，因为药引受潮，已集合到开往香港轮船上的史坚如等人并没有听到料想中的爆炸声。史坚如当即决定自行潜回去，再次引爆丨炸丨药。

　　28日的夜晚，广州城一片寂静，德寿也如往常一般睡下了。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德寿被巨大的爆炸力掀翻在地，官邸的后墙和几间房屋也被炸得瓦砾纷飞。不过由于德寿的居室离爆炸中心有一段距离，他并没受什么伤，惊魂稍定后即严令搜捕肇事者。
　　再说史坚如点燃药引后，就立即离开了。但他鉴于前一次教训，并未走远，而是避到西关华人传教士毛文明家中，静待消息。但是，最后传来的消息让人气馁。史坚如很是怀疑，第二天一早即冒险乘轿到现场查看，果然见到德寿正气急败坏地饬令其手下克日破案。史坚如不甘心，决定购买丨炸丨药再图行刺。但是在登船之际，如狼似虎的捕快扑上来了。

　　被捕的史坚如在南海县衙里受尽酷刑，但这位面容清秀的昔日公子哥儿傲睨自若，并未供出任何革命党人。在即将行刑前，狱吏问他还有何话要说。史坚如答：“悔矣，恨矣！”狱吏大奇，忙问：“悔什么，恨什么？”史坚如朗声说：“悔甚！恨甚！悔德寿未死，恨我自己先行，没有炸死这个满贼！”
　　自史坚如之后，暗杀渐成风潮。《苏报》《新世纪》《民报》等报刊纷纷跟进，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岳王会、同盟会等会党的众多革命党人都加入了暗杀的行列。
　　在这种暗杀氛围下，1904年发生了“甲辰三暗杀案”（易本羲谋刺铁良于南京下关、王汉谋刺铁良于河南彰德、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1905年又发生了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案。
　　吴樾曾在《民报》上发表《暗杀时代》一文称：“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在北上行刺前，曾与赵声、陈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吴樾与赵声互争北上任务，各不相让。吴樾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回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于是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然后慷慨北上。

　　结果，五大臣没被炸死，志士吴樾却是舍身成仁。但当时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人心所向，所以对于吴樾之举，时人批评的多，赞成的少。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国人的态度也出现很大转变，以暗杀达革命之目的之举有增无减。就在两年之后的1907年，徐锡麟成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同年，彭家珍炸死了宗社党魁良弼；1911年，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等等。付诸行动的暗杀，前前后后共有50多起。成功的虽不多，但影响深远，革命的火种得到了广泛播种。

　　清末最后两年，暗杀之事尤其频发，其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一案最为出人意表。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1893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以官费生的身份留学日本，其后积极加入同盟会，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是同盟会中一得力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