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通过借助外资修筑的京汉铁路、沪宁铁路等已经陆续竣工，与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1908年，清廷谕令邮传部派员勘察商办各路工程，结果自然大失所望。上谕中称：“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于是，打起了收归官办的主意。

　　而列强此前看着煮熟的鸭子生生飞走，早就急红了眼，这时一见机会来，立刻煽风点火，说清廷把路权下放各省，实在是“政府一大错误”，同时威逼利诱清廷再次借债筑路。列强的险恶用心，路人皆知。但清廷眼见商办铁路行不通，而自身又国库亏空，两相权衡之下，只好无奈地再次走回借债筑路的老路。
　　1909年，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镜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并分别聘请英德两国人为粤汉、川汉铁路的总工程师。美国也不甘落后，立刻加入分一杯羹，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四国银行团。接着，四国银行团又紧锣密鼓地敦促清廷订立正式的借款合同。
　　这举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于是，清廷在1911年5月8日成立了“皇族内阁”后，次日又抛出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上谕称（商办铁路）“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并将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的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就这样，一道谕旨就让各省商办铁路的努力尽付东流。

　　按说清廷若有能力承办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战争接连失利后的巨额赔款和开办新政的大量支出，已让清廷不堪负累，除了大借外债别无他法。所以在1911年5月20日，清廷经由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并以两湖厘金、盐税等项收入作担保。这等于通过铁路国有政策，替列强变相抢过去了人民手中的路权。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湖南、湖北、广东等省都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会、请愿等活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铁路国有，必须政府自有筑路能力。今大借外债，绝非国有；借曰国有，直为各国所有，自弃其人民以与各国。乱命断难盲从。”
　　但由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以及保路会内部的分化，各地保路运动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运动虽然得以持续进行，但也没有掀起多少波澜。
　　可惜，清廷没有能高兴多久，短暂的平静过后一场更大的风浪迅速反噬了过来。四川的保路运动风云突变，直接将大清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日期：2011-10-17　11:37:50
　　天下未乱蜀先乱
　　铁路国有政策传到四川，川人群情激愤。1911年5月16日，川汉铁路董事局致电邮传部，要求清廷顺应民意，维持川汉铁路商办成案。接着，又联合四川谘议局、川汉铁路公司呈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为上奏，幻想清廷收回成命。
　　不料，清廷谕旨不但严厉申斥了王人文，还趁势指斥川路公司私饱中囊，殃民吴国，川谘议局有经手劣绅“请托”之嫌，是在惺惺作态，强词夺理。这样一来，全川从官到商到民，无疑全被清廷狠狠地刮了一记耳光，顿时人心愤激难平。
　　谁知清廷得寸进尺，6月1日，端方、盛宣怀联衔致电王人文，悍然宣称清廷“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省一定要筹还路款，那么朝廷必定在借外债，也必定以四川省的财政作为抵押。最后，邮传部只肯退还四川路股剩下的700余万两。不但是夺路，还要夺款！
　　随后，清廷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的合同内容传到四川，清廷借款卖路的真想大白。要知道这川汉铁路不但关联绅商们的利益，还关系着万千川民的利益，这下清廷就犯了众怒了。绅商们立刻把问题拿到民众中去，企图煽动民众情绪，逼迫清廷让步。

　　6月17日，川路公司股东、谘议局议员、各团体代表联合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开始发动民众进行保路运动。在保路同志会的宣传鼓动下，不到半个月，同志会会员就超过了10万人。
　　起先，立宪派对清廷还抱有幻想，打算“文明争路”。他们先是联名请王人文代为奏参盛宣怀丧权辱国，不料清廷竟将王人文丨革丨职，并派了有“屠户”之名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同志会还不死心，再派代表刘声进京请愿，结果又被押解回籍。直到此时，同志会才晓得无望了。
　　但清廷丝毫也不给思考的余地，在盛宣怀和端方的策划下，很快就派人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消息一出，民众愤怒不已。保路同志会乘机发动民众罢市、罢课，成都街头顿时百业停顿。
　　为了保证运动的合法性，同志会连夜印发光绪皇帝牌位，两边写上“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等等语录，让各街居民供在门口，顶礼膜拜。又在街道中心搭台设案，供光绪牌位，悬挂“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并在这里日夜颂扬皇帝，声讨当今贼臣。
　　这样一来，巡警不敢干涉，赵尔丰也束手无策，只得上报朝廷。端方听后气得暴跳如雷，怒骂川人“无法无纪，造此怪像，尚复成何世界”！但骂是没用的，成都的罢市、罢课运动已经波及千里之外的府县乡镇，同时还发生了捣毁巡警署、自治局、经征局、教堂等暴力事件，局势进一步失控。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抗粮抗捐。清廷大为震怒，次日即连下两道谕旨，在要求赵尔丰切实镇压的同时，特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危局一触即发，川人立刻派发了一份《川人自保之商榷书》，呼吁川人自保路权。不料，赵尔丰竟然指鹿为马，将所谓的“自保”污蔑为“谋叛”，趁势挥起了屠刀。
　　9月7日，赵尔丰下令逮捕了保路运动的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并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川路公司和各种鼓吹保路报刊。还杀气腾腾地威胁说，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赵尔丰本来打算来一个杀鸡儆猴，想着那帮愚民群龙无首，也就成了一盘散沙，不足为虑。但他乐观过了头，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那几个同志会领袖的作用。
　　蒲、罗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上千的民众竟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捧着光绪皇帝的灵牌，潮水般涌到督署请愿，强烈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后堂的赵尔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发狠，做了一个足以致命的决定-----开枪！
　　一时间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民众纷纷倒在血泊中，当场死亡32人。杀红了眼的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冲散民众，死伤者更是不可胜数。城外闻讯前来请愿的民众也被惨杀数十人。“成都血案”顿时震惊全国。
　　血案之后，赵尔丰严令全城戒严，封锁交通、邮电，成都黑云压城。利用这个时机，在成都的同盟会员立刻裁木为书，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投入锦江。木块顺江而流，形成声势浩大的“水电报”，将消息传遍了川西南。

　　各地同志会闻讯，纷纷揭竿而起。同盟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次日便率众攻到了成都城下。双流、温江、新津、崇庆等地的同志军也纷纷向成都进发。数日之内，云集成都城下的同志军就达到了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坐困城中，既要防内又要防外，顾此失彼，心力交瘁。
　　此时清军也开始军心不稳，一些新军开始酝酿成立军界同志会，陆军小学的学生也纷纷离校返乡参加同志军。万一兵变，那可真是瓮中捉鳖了，赵尔丰被吓得立刻把新军调出了成都，专派巡防军守城，同时通电清廷求援。
　　此时，清廷也不敢再指望赵尔丰了，急令湘、鄂、粤、黔、滇、陕六省派兵入川，同时催促端方从湖北起程西上，还特意起用早前被开缺的岑春煊入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眼见四川局势吃紧，端方和岑春煊心里也打起了鼓，都不愿去趟这趟浑水，援军延拓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