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25　11:52:20

　　（三）日本对朝鲜的蚕食
　　前面我们经常提到日本的“征韩论”即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就是要占领朝鲜，而众所周知朝鲜是清政府的藩属国，日本侵略朝鲜也就是悍然挑战清政府的权威，侵犯其传统利益，倘若日本只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也还好说，现在他却想硬生生的将朝鲜占领，使之成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中日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曾派人出使朝鲜，想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由于朝鲜实性闭关锁国的政策拒不接受，同时还以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实行“夷狄之法”，对日本深恶痛绝，布告全国不准国人与日本交往。遇此“非礼待遇”，日本就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状，申诉朝鲜的种种不是，希望清政府能够替自己做主。可是总理衙门大臣却不负责任的答复道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国，但内政外交皆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闻。（从这也可以看出日本当时还是承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就在日本使者没来到中国之前，激进的“征韩派”西乡隆盛已经开始大唱征韩论了，现在又得到中国不负责任的答复，后果可想而知。
　　1875年日本借故挑起事端，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国家与日本处于平等地位，同时还取得免收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侵略权益。此事发生后日本派出使者告知清廷，由于一方面当时清政府在朝鲜的威信甚高，另一方面左宗棠正在大西北筹办收复新疆事务，清廷无暇顾及，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朝鲜虽然屈于日本的武力被迫与日本签订条约，但是仍然承认清政府在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李鸿章为了抵制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要求朝鲜多与西方国家交往，想通过外国在朝鲜通商、传教享有种种特权，将朝鲜问题国际化来牵制日本。实际上就是将中国、西方国家、朝鲜捆绑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抵制日本。这一策略跟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中国的南海开发油气资源时引进美国公司所用的手腕一样。以前我们用这样的手腕维护国家利益，现在别人用这样的手腕来掠夺我们的资源。

　　自从朝鲜的国门被日本打开后国内情况也发生变化，日本在朝鲜不断培植亲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坛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新旧两党，新党人士依靠的日本和王妃闵氏集团，旧党以大院君为首领。在这里说一下，大院君在朝鲜是一个封号，指儿子当上国王而自己却没有得到王位的人。由于当时朝鲜国王年幼，故由其父大院君执掌大权，大院君掌权期间拒绝与日本交往。
　　而大院君的儿子即朝鲜国王的媳妇就是王妃闵氏，她本是大院君亲自为儿子挑选的媳妇，但是这位出身贫寒的弱女子进宫后就因权力问题与公爹发生激烈冲突，曾不动声色的迫使大院君归政下野、夺取大权，非等闲人物。
　　日本与大院君本是有宿怨的，而王妃闵氏势力又与大院君存在对朝鲜最高领导权的争夺，因此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但对日本来说这是他希望看到的，因为他就是唯恐朝鲜不乱，朝鲜局势越混乱，他就越有插手的机会。
　　1882年失势的大院君乘新兵哗变之机发动政变尽诛闵氏集团、夺取权力，围攻日本公使馆驱逐日本在朝势力，这一事件史称壬申之乱。
　　清政府方面得知朝鲜变乱的消息后，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局势于是就陆续派丁汝昌、吴长庆等人率兵入朝处理变乱。当时吴长庆等人认为此次兵变大院君是主谋，便诱捕大院君将其送到保定囚禁了三年。事后，日本胁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在朝鲜驻兵的权利，蚕食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在此次平定朝鲜兵变中，袁世凯随吴长庆进入朝鲜，清末著名状元（当时还不是）张謇也随吴长庆的军队进入朝鲜。张謇在平定兵变后写了《朝鲜善后六策》，虽然被李鸿章斥之为多事而被搁在一边但却深受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的赏识，张謇后来就成为翁同龢的门生，不能说与他的这次崭露头角不无关系。
　　在“壬申变乱”后两年即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驻守朝鲜的清军撤走一半，日本又赶紧抓住时机再次挑起事端发动“甲申政变”攻占王宫、挟持国王。面对严峻形势，由于当时不通电报只得便宜行事。袁世凯极力主张立即出兵镇压日本军队，但是遭到军中主帅、副帅的极力反对（当时吴长庆已经回到金州，不在朝鲜）。于是他就大胆的担负起责任独自带领1000人攻入王宫、击退日军，平息变乱。

　　当时日本政府中有人主张乘机发动对华战争，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决意采取缓和态度，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说过这样一席令人深思的话：
　　“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不可虑。中国以时文取人，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路各军俱似整顿，于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两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某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不知诸君闻此言有何感想？中国时局之艰，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虽不欲战，但在谈判桌上要挟清政府，取得中国如果出兵朝鲜就必须通知日本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将朝鲜置于中日两国共同保护之下，进一步蚕食中国在朝势力。
　　袁世凯在这次政变中没得到上级指示 “擅自”采取强硬措，迅速将日本军队镇压下去使得它的阴谋没有得逞，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是有积极贡献的。他在这次事件中的优秀表现深得李鸿章赏识，李鸿章对他也渐渐有了印象。
　　这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中国在朝势力两次大的蚕食。如果说鲸吞是用剧毒一下子将你毒死，那么蚕食就是一天一点儿毒药，先让你吃上十天半个月再死。小日本就是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的蚕食咱中国在朝利益，很阴险、很聪明、很狡诈。
　　1894年日本原计划的十年扩军时间到期了，而恰在这一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李剑农先生说这次起义实际上是由日本布置在朝鲜的秘密组织“天佑党”控制，是日本扰乱朝鲜局势的工具。也许李先生的说法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日本曾经派出天佑党前往朝鲜去搞破坏活动是确定无疑的。当然，不管怎么说东学党起义的爆发确实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绝佳机会。

　　面对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求清廷派兵助剿，李鸿章非常担心日本利用这次机会出兵朝鲜惹出事端，所以斟酌再三、一时不能决断。但是朝鲜政府一再恳求清廷出兵，日本政府也极力怂恿清廷出兵，并且还保证“我政府必无他意”，一直处于矛盾中、左右为难的李鸿章最后还是决定出兵朝鲜。
　　当时李鸿章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兵1500人进入朝鲜驻守牙山，并且按照先前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政府，但是中国的照会尚未送抵日本政府，李鸿章在天津就接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关于日本政府已经派兵保护使馆和商民的通知。日本急于出兵朝鲜之心昭然若揭！
　　清廷派军过去之后，日本也派军过去，当时它派出的第一批军队就是7000人，兵力是中国的4倍还不止。东学党起义在中日两国军队都到达后很快就消散，于是清廷便要求两国同时撤军，但日本政府非但不撤军反而还抛出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的方案。
　　找茬的一般套路就是：先故意提出你不能接受的条件，然后说你“看，是你不兑现吧！责任可在你这边！”然后就理直气壮的教训你。日本就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它明知道清廷不可能答应与其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却偏偏搞出这样一个方案。

　　日本这一方案的提出让李鸿章、袁世凯心里隐隐感觉情况不妙，而主持大局的李鸿章心里更是充满了矛盾。作为主持清廷政局20余载的重臣，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清廷的腐败情形（也许有时对一件事过于充分的了解并不是一件好事）；何况今年又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她老人家早就开始筹办了。
　　出于对自身弱点的深知和不敢忤逆慈禧圣意，李鸿章最终选择了避战议和的策略，寄希望于各国调停。但日本早就有了吞并朝鲜的野心，它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对于各国的调停丝毫不为所动。
　　当时日本外相在给驻朝公使大鸟的密电中说：“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于是他们就一方面不断的找茬，增兵朝鲜，一方面又积极缓和与各国之间的关系，承诺不侵犯他们的利益。
　　面对日本日趋强硬的行动，清廷内部战和不定。空口言战的清流书生攻击李鸿章，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派大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想增兵但是又怕引起战争，不增兵而英俄各国的调停又不见实际效果、遥遥无期，但最后还是寄希望于调停，幻想调停也许会产生效果。俄国公使喀西尼曾正式向李鸿章做出保证，称已劝日本撤兵，如不同意将采取“压服之法”。李鸿章轻信俄使承诺，更是拒绝增兵惹起战端。

　　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多次电请李鸿章，请求派军支援，但李一直不为所动，最后一直到日军占领汉城，朝鲜政府已经完全落入日军之手，日本准备借朝鲜王庭之口宣布驱逐在朝鲜的中国人时，李鸿章才下令增派援军8000人，而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了半个朝鲜。援军派出后李鸿章仍然命令驻守朝鲜的叶志超不可轻启战端，由此可见清廷和李鸿章始终是没有开战意图的。
　　看来李大人非要等到日本人完全武装好后恶狠狠的说“我要打死你！”才能死了外交调停这条心，但是战争一打响，看看中国军队的表现，又怎能够让深知中国弱点的李鸿章有胆量开战？有时候做一个决定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咱们大中国怎么会陷入这种近乎绝地的处境？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偷袭丰岛海面中国运兵船，甲午中日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