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尽量不使用日本专用词汇。在之前的12个章节中，可能读者很少看到一些有关日本历史的专有词汇，比如“大名”、“石高”之类的。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我们很多国人对日本历史不甚理解，所以我不得不在本书刚开始的时候用“诸侯”之类的词语替代那些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曾有的词汇。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逐渐引入这些词汇——毕竟还是日本的历史，我们终归要融入他们的文化，所以我将会在本章的最后列出一些专有词汇的解释，然后在后面的章节里逐渐用这些词替代暂用的那些普及词汇，这也算是本书走向正轨的第一步。

　　3．有关编年体的几个问题。编年体和纪传体是史书的两大体材，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记述方式。一般而言，纪传体脉络比较清晰，也更容易掌握，而编年体容易使人逻辑混乱，甚至分不清主次。但是，编年体的一大好处是，它能够让人们对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更为明了，把握住各历史事件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在读史书时往往会因为情节的吸引而忽略了理性的思考，在人物的演绎中迷失对事件的理解。事实是，历史人物创造历史事件的历史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所做出的，而理解这个环境甚至比欣赏这段历史更为重要。

　　当然，这是我个人所认为的读史的意义：以史为鉴。个人有个人的历史观，即便仅仅是因为娱乐、抑或仅仅是为了想听几个历史故事来读史，都是非常正常而且值得肯定的事情，没有什么孰是孰非。我只是认为：如果能够在读史的时候读出一些心得，比如看了日本的历史而引发一点点对本国民族历史的思考的话，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由于编年体的难以把握，所以本书由此所出现的问题也数不胜数，这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欢迎指出我的错误，届时不胜感激。
　　不管怎样，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不论是现在对日本战国史还是小时候对三国的历史，都是发自最单纯的对历史故事爱好——故事，过去之事，历史也。站在这个角度，我希望喜欢历史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自己能为推广历史做出自己最大又最卑微的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与最多的朋友相互交流——愿君与我共勉。

　　二 日本战国史的正轨
　　到目前为止，即应仁之乱结束，我们的日本战国史已经走完了第一个阶段，一段新的历史即将到来。这是一个日本版的“春秋战国”，规模虽不及中国，但精彩程度丝毫不会逊色。虽然我们无法忘记，这是一段日本人民的血泪史，有无数日本人民为这个时代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这段历史也是黎明前的昏暗——等这个时代结束后，全日本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回归历史的正轨，而日本民族在这个时代中所锤炼出的精神，将会永远伴随他们，最后帮助其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走向世界的前台，引领整个亚洲。

　　那么，应仁对日本战国史乃至日本历史的影响有哪些呢？
　　我认为，其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对日本旧有体系的大摧毁，进而在摧毁中迈向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现实层面的。由于应仁之乱，室町幕府威信骤减，再也恢复不了3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的权威，无法在全国层次上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使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权利的屏障，只好被迫在相互争斗的高竞争环境下改革，寻找强国御侮之道（比如朝仓孝景）——要么改革，要么灭亡；而与此同时，下层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在这样一个失去中央集权的时代纷纷揭竿而起，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救世之道（比如本愿寺莲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所提出的主张大都是领先于那个时代所旧有的，在历史层面上大多是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凡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都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二是观念层面的。由于斗争的风起云涌，日本旧有的等级观念之类的思想遭到严重冲击，新的进步思想在孕育并为几乎所有日本人民所接受。旧的思维定式的打破使得日本人民能够进行一次思想解放，一些不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开始萌芽，整个日本民族开始在思想上接受新的洗礼，并在矛盾中得到新生。
　　其实以上分析可以算作是整个日本战国史的历史作用，所以我几乎不想在本书完结之时（如果有的话）再来总结这些。但是，我们要看到，历史是尊重“最先”的人和事的。美洲大陆一直存在，但只有哥伦布发现了之后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其价值。日本战国史也一样，只有应仁之乱的爆发，才能将整个日本带入战国时代。有可能它不会在应仁年间爆发，它可能会被后世称作“文明之乱”、“天正之乱”，但是偶然的因素使必然发生的事情在偶然的时间爆发，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这个偶然，尊重它的价值——这大概就是应仁之乱真正的历史意义吧！

　　随着应仁之乱的兴起、发展以及结束，我们有幸看到了第一代“下克上”分子的积极行动（如朝仓孝景），也嗅到了第二代的正在崛起（如伊势长氏）。正是在“下克上”这一主题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友人们用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当然是属于日本人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属于我们所有人类。所以，为了更好的继承我们先辈们所留下的这份遗产，让我们继续对它的深入吧！

　　本章完。
　　【附】日本战国史常用特殊词汇解释（可能有所遗漏，暂时收录这些）：
　　1．“下克上”：顾名思义，就是以下克上（废话）。这是日本战国史整个时代的主流，具体表现在子弑父、臣弑君、兄弟残杀、同族相灭，其出发点和目的一般都是利益（确实也有喝高了的），其手段一般都很残忍（似乎没有不残忍的），其结局一般都很悲惨（输赢双方都是）。我们无法全面地评判“下克上”这种行为，放之于全人类的角度显然是不对的，但放之于战国这段历史则是当时所必需的，而每个具体的案例都是要具体分析的，不能笼统概括，否则难免会犯情感偏差和理性错误。

　　2．石高、贯高：战国时代的领主们计算年贡额度，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石高制”和“贯高制”。前者以粮食为标准，石读作“担”，本是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后来转作容积单位，一石也即一斛，合十斗或一百升或一千合；后者以货币为标准（当时日本国内不铸钱，用的都是中国外流过去的铜钱），一贯即一千文钱，后来“贯”这个概念在日本也转化为重量单位，一贯仍等于一千文，而所谓重量单位的一文，就是指的一枚开元通宝的份量。

　　在咱们粗略想来，理当是商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区采取贯高制（因为流通的钱多），而主要的粮食产地则采取石高制（方便征收米粮），然而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封建大名才没有那样温良谦恭，他们既需要米粮来养活家臣，也需要钱币去购买领地内不出产的各种物资，诸如铁砲、马匹等等，所以农民越是缺什么，他们反而越要收什么。

　　比如日本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关东平原，小田原北条氏一直采用贯高制，规定相当额度的年贡要用钱币来上缴，至于老百姓怎么搞钱，他们就不管了。此外贯高制还有一种来源，即从守护大名时代起，就经常临时征收“段钱”，即按段（土地面积单位，又称反，一町等于十段）收取土地税，等到庄园制逐渐崩溃，庄园领主征收年贡越来越困难，相反守护大名的段钱来源却日趋稳定，于是就把段钱的征收恒定化，并扩展到领内一切土地上去。因为段钱最初便是以钱币来缴纳的，因此维持传统，逐渐发展成为了贯高制——贯高制对战国大名摧毁残余庄园势力，完善领国一元化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强制征收钱币年贡，甚至强制征收质量好的钱币为年贡，使得农民们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因此贯高制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战国大名们又被迫逐渐转向石高制。等到丰臣、德川政权先后统一日本，则石高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后世对于战国大名的领地大小、财政来源，往往用年贡额来推测和计算，一般也都采用石高制。

　　石高制还分表高和实高两种，所谓表高，是指中央政权检地后所确定的年贡额，而实高是指封建大名所实际能够征收的年贡额。天下统一以后，大名们将主要精力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政开发，领内年贡数日益增加，中央政权却不可能每年都检地核准，所以实高和表高往往差着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