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西域诸国要么参与到瓜分中原的战争中，要么离弃中原，从中原的笼罩中独立出来，可是，当时的高昌王麴（qū）伯雅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抉择，他始终忠诚于中原，哪怕中原正处于分裂之中，他对中原还是不离不弃，寄望于中原政权的庇护。可是，令麴伯雅失望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中原还是那个四分五裂，叫人不敢指望的中原。
　　当时中国最大的特色是胡汉分治，也就是将南方的汉人与北方的胡人即少数民族以不同的制度作统治。以汉赵（即前赵）为例，刘聪同时居皇帝（汉人的君主）和单于（胡人的首领），汉人以户为单位设官统治，而胡人以落（指以帐篷营生的单位）为单位，设不同系统的官员来统治。另一个统治特色是，以种族、部族为中心的政军结构。许多国家延续原本游牧社会中，以部族和血缘为中心的体制，国家仅是各部族之间的联盟，因此各部族领袖在军政上有较高的权力，皇帝的君权较不能如其他朝代那样直接透过官僚机构达成，也容易造成因宗室、部族领袖之间发生内讧而造成内战。前秦的苻坚和王猛即希望针对加以改革但尚未完全成功，后来北魏的拓跋圭将部落解散，设立新的统治机构，才逐渐减弱这种统治特色。

　　当时的的兴替历史相当繁乱，这里仅述其大势。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高丨潮丨，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

　　真可谓工夫不负有心人，高昌王麴伯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元589年，中原大地在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度回归统一。率领大军统一全国的是大将军杨广。随后，杨广又着手实施统一西域大计，率领大军一举占领了数千公里的西域土地。就在这个时候，麴伯雅带着自己的儿子麴文泰到河西走廊朝见杨广来了。当时，杨广已经当上了皇帝，即隋炀帝。
　　我们都知道，杨广是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隋盛世。对此，后人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大隋之盛世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可谓是空前，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甲兵强锐，威动殊俗，幅员万里。那个时期是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全盛黄金期，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日本等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这个朝代是唯一让日本对中国称臣朝贡的朝代，大隋帝国与倭国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哪怕是在此之后的唐朝，与日本也是国与国的关系。

　　由于隋炀帝早就听说有一个对中原无比忠诚的西域国家叫高昌，高昌的国王叫麴伯雅，所以隋炀帝杨广对麴伯雅的求见非常欢迎。史书上还记载，杨广不仅与麴伯雅一同东归，游长安、洛阳，而且还和他一道征伐高丽。这样，麴伯雅就对隋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归向大隋的心便更加坚定。麴伯雅为了表示他对大隋的忠诚，中原生活期间，还娶了隋宗室女华容公主为妻。

　　在这之后，麴伯雅公开宣布说：“高昌虽然是汉家所设之郡，但过去因地处边陲，边道多有阻碍，所以在生活习俗上，一直从胡俗，其服饰制度和西域少数民族一样，披发，短胡，上衣左侧开襟。这当然是很不应该的。从观感上看，也给人一种与汉朝非出一宗的感觉。行动上，也势必导致与汉朝离心离德。这不是我的本愿。现在，隋王朝统一了全国，高昌当然也要归于一统，而这个一统，首先要从发式、服饰开始，向中原文化看齐。”

　　麴伯雅带着自己的爱妻回国之后，便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要求变革。首先从发式和服饰上面的变革。实际上意味着高昌一场社会变革的开始。
　　在这场变法中张雄是麴伯雅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全力拥护变法。他是汉家血统，又有大局意识，实际上充当了麴伯雅社会变革的急先锋。
　　中华五千年文明早就告诉我们，改革的难度与改革的深度成反比例，改革越是彻底，改革的目的越是理想化，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就越大。纵观我国的千年变法史我们更是发现，所有的改革者固然都有过一时的辉煌，但改革夭折过后，改革者也没几个落得好下场，不是抑郁而终就是满门抄斩。
　　先以张居正变法为例。明代，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的中国，随着手工业的发达，社会和行业分工的明细化，以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出现的生产关系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的曙光已经悄悄呈现。但是，农业仍然是中国的主题。而官僚政治也是秉承了几千年的传统继续延续着。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明万历年间，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挽救明王朝于危难，张居正在政治经济方面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即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制度，在经济方面，“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主要内容是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这些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官僚和贵族掌握国家财务的状况，使得国库收入大为提高。也为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张居正病死后，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地主和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重新掌了权，可以说，这一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最后以改革者的家破人亡告终。明朝的改革仍然没有走出中国改革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