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直在准备，应该准备好了！但他是打算拒绝！

　　很多人希望出人头地，机会来了，却犹豫不决。不是他们没有种，只说不练，而是和曾国藩一样，思考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正比？因为，一句话流传千古——祸福相依！
　　世上任何事不可能只带来好处没有坏处。
　　而曾国藩有理由去思考这个问题。
　　乡下子弟，十年寒窗，挤过独木桥，进入政府公务员行列。为官十三载，籍籍无名的翰林院学员升到二品侍郎，再熬几年，没有准弄个从一品的尚书做做；办理团练，打仗再出名，最多混到正一品；团练要打仗，刀枪无眼，一不小心就挂了，国家多了个烈士；利害之别，只要不是白痴都懂。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为事谨慎小心，而周天爵的那些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不同意皇帝的话得上到奏折谢绝，奏折该怎么写呢？

　　曾国藩高考成功就发誓这辈子不贪污、不受贿，拿了朝廷的钱，一定要做事。
　　翰林院抄文件，兢兢业业，不请假，也不偷懒，勤奋好学，非常上进。
　　咸丰登基，充分发挥大臣本分，上了几道给力的奏折，希望老板成为一代明君。
　　学问深厚、敢于直言，给曾国藩带来旁人难以企及的荣耀；如果拒绝办理团练，他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只说不练的大炮！
　　谢绝的理由很难找，却不是没有——母亲逝世，按照惯例必须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这个理由显然很牵强，天下皇帝最大，他让你出来你无条件地出来。对于在家守孝出来办事，还有个专门名词——夺情！
　　曾国藩犯难，奏折写好了，却不知道发出去还是不发。
　　这时，一个人拜访曾府，完全打消了曾国藩谢绝的念头。

　　日期：2011-08-01　19:59:51
　　左宗棠跟着张亮基混之后，闲着无聊臧否人物，说常大淳要倒霉、向荣是废物、咸丰下诏办理团练，事情一一如他所料。张巡抚从心底佩服这位举人文凭的师爷，他拿着圣旨问道，“季高先生，涤生（曾国藩的字）会出山吗？”
　　左宗棠笑着说，单凭一道圣旨，涤生不会出山；派人走一趟他应该出山。
　　左师爷派去人乃同乡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入翰林院深造，现在丁忧。岳麓书院求学和曾国藩谈论学问甚为投机，一时高兴，两人斩鸡头烧黄纸磕头拜把子。之后，每次京城参加考试，吃住都在曾家，两人关系非常好。
　　郭嵩焘到曾府，先在老太爷和四位弟弟面前扇扇风。然后直接对曾国藩说，老兄以天下为己任，而今长毛闹得天下不宁，正是大丈夫一展身手之良机；墨绖从戎，古今有之，兄台为何犹豫不决？
　　曾国藩噎住了。
　　这时，曾父和他的四个弟弟帮腔，极力赞成出山。

　　曾国藩彻底打消谢绝的念头，决定办团练。
　　郭嵩焘一句话搞定曾国藩，有更深层的原因。
　　两人交往甚深，曾国藩的诗作郭嵩焘自然看过，更不会漏掉“莫言儒生多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之类的。不然凭曾侍郎的性格，张仪再生恐怕也搞不定。
　　与此同时，湘乡的练勇已成气候。罗泽南、刘蓉都是自己兄弟，只要曾国藩出来吆喝一下，绝对跟自己走，枪杆子在自己人手里，胆当然壮。
　　郭嵩焘十二月十三日到曾府，曾国藩十七日动身，短短三天时间，若非心存其志，不可能段时间做出决定。

　　曾国藩出山的消息传去，王鑫、罗泽南和刘蓉不再拒绝朱县长，都是自己人，出事有曾国藩罩着，还担心什么？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郭嵩焘出发，二十一日抵长沙！他的职务是“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办公室在巡抚衙门旁边的鱼塘口！
　　日期：2011-08-02　20:36:40
　　曾国藩，晚清最牛的大臣正式进入长沙人的眼帘。现在，还不起眼，朝中比他大的官可以编成一个排，办团练的人也可以整编成一个连，他很平凡、也很简单！
　　伟人都是从平凡干起的。
　　先看他的招牌——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帮办”者，临时工也，事情办完了走人，没有福利和奖金。“团练大臣”名字很大，实权却很小——只管练勇，如果巡抚闲得无聊，过来检阅队伍，还得好好伺候；不然，巡抚在奏折里说些“阴纳兵勇”之类的话，跳到湘江都洗不干净。
　　这就是曾国藩的处境，场子很大，唱戏的很少；看似热闹，实际很冷清。
　　虽是如此，湖南巡抚张亮基仍设晚宴欢迎他！

　　晚宴在巡抚衙门食堂举行，来吃饭的有湖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长沙知府和左师爷；宴会在热闹洋溢的气氛中进行，席间，六人就湖南当前形式交换意见，大家表示一定齐心协力办事，绝不拆台子、闹内讧。曾国藩表明立场——只管民兵，并提出管理“打砸抢”组织条例——“谁冒头干掉谁”交给吃饭来宾讨论，之后大家对此措施发表自己深刻的看法，在张巡抚的倡导下，全票通过！最后，大家研究“长毛能否杀回来”议题，至于未来局势，都抱乐观态度。宴席进行四个小时，在《未来更好》的歌声中结束。

　　饭吃了，酒也喝了，码头也拜了，该干嘛干嘛。
　　第二天酒醒了，曾国藩上了到奏折，谈了三件事。
　　第一件，团练可以办，钱不好弄！
　　第二件，向荣带走了长沙驻军，省城空虚，各州县民兵应当调到长沙训练，以保护省城。
　　第三件，我临时出来办事，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后必须回家守孝，到时候你要放人！
　　三件事情看起来联系不大，综合社会背景，却另有玄机。

　　乾隆末年“白莲教”闹事，朝廷为了弥补正规军不足，大规模启用民兵。那时，国家还好，有钱，练勇吃喝拉撒，政府全包；咸丰上台国库空空如也，民兵得开支由团练大臣筹集，团练大臣又不是开银行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再说拿自己的钱为国家做事，这种以家为国的思想好像只有皇帝才有。于是，产生一个专有名词——劝捐——说服土财主拿点钱出来办理公共事务；当然，朝廷考虑到土财主心里不平衡，象征性发张做官的凭证（都是七八九品的小官），有了凭证，也算个官，可以享受一些特权；譬如商人见到当官的不用；不过，想做官，只能等，等不等得上鬼才知道。很多书说晚清卖官鬻爵，纯粹扯淡，直到清朝挂掉，官场里还是进士吃香。当然，劝说土财主出钱，非常变态；不久，曾国藩找前两江总督、理财专家陶澍家要钱，惹恼了左师爷（陶、左乃儿女亲家），两人差点干起来；而李鸿章完全学到老师功夫，根本不劝直接要，以致有“翰林成绿林”之说。总之，劝捐和要饭差不多，很不稳定。

　　没有钱，练勇的训练、作战都没有保障，曾国藩抛出这条是提醒咸丰——钱没有保障，做的不好不要怪我。
　　至于“搞定湖南的土匪”，完全扯淡，咸丰又不可能下来检查，好与不好，还不是湖南几个官头说了算。
　　第一件和第三件目的相同——做的好继续搞，不好我闪，而且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点非常重要，乃赤裸裸地要权！各州县都有练勇，全部调过来归他管，就可以掌握数量相当可观的队伍。有了枪杆子会闹出什么事来，鬼才知道。
　　很多史学家认为咸丰批准这道奏折，相当于曾国藩拿到了湘军的准生证，这种说法乃事后孔明。这时，曾国藩都没打算真心真意干下去，他怎么会想到以后呢？
　　曾国藩此举只有一个目的——负责！既然，我是湖南团练大臣，就要管练勇。

　　这也可以看出他为事的个性——要么不要，要做就做最大的。
　　日期：2011-08-03　19:52:39
　　台子搭起来，戏怎么唱就看曾国藩的能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