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24 08:11:19

　　龚自珍：剑胆琴心
　　一
　　龚自珍愤然辞官南归的那一年，按干支纪年法，是为己亥年，而按年号纪年法，则是清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在到达他的故乡——浙江杭州，以及之后又北上接迎眷属的往返途中，龚自珍写了一组数量庞大的诗，计有315首之多，这就是后来响誉士林的《己亥杂诗》。

　　韩愈给诗所下的定义是：不平则鸣。在《己亥杂诗》中，龚自珍不仅鸣，而且音调高亢得近乎在呐喊。
　　他大小也是个京官，任职礼部几近二十年。他的叔父龚守正甚至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头衔不小的“官人”。出身这样的官宦世家，龚自珍因何采取已然严重影响到他的仕途的“不合作”姿态呢？
　　这和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精神，及龚自珍自身独特的气质有关系。
　　说起来实在如雷贯耳，龚自珍的外祖父便是鼎鼎有名的学者段玉裁，师出乾嘉朴学另一位大家——戴震门下，以数十年心力撰成一部训诂学名著——《说文解字注》。十二岁时（1803年），外祖父授以许慎《说文解字》，龚自珍由是从文字学入手，开始研究经学，后来逐渐养成研究学问的一种能力：以经说字，以字说经。更为重要的是，龚自珍同时接受了戴、段一派“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学风，学术眼界趋向自由、开阔。

　　龚自珍的母亲——段驯，即出身书香门第，自是有更早的机会接触到文字。极其喜欢吴梅村的诗，可以看出这个“业余”女诗人的趣味倾向。吴伟业，号梅村，明清之际的诗人，遭逢丧乱、阅历兴亡之后，诗风由之前的“吐纳风流”一转而“激楚苍凉”起来。
　　段驯这种格外的偏好直接传导给了儿子：每夜于帐外灯前，口授吴诗于七岁的龚自珍。龚自珍后来用一个极为婉约的词，这样表达了来自少年时代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影响：缠绵于心——等于是“黥墨”一样的络印，以至“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
　　实际上，慈母的这种好心的影响力，远比字面意思要隽永得多，也更为难以自拔。每闻斜阳中箫声响起，这位早慧的少年竟然会感伤、惆怅得“心神则痴”，仿佛天涯气息极浓的夕阳西下，与箫管的宣泄，强加给了他不可抓摸的什么。因而拒绝任何与欢乐有瓜葛的东西，而将自己放肆在孤独里。不仅仅是体弱的少年时代，“迨壮犹然”。
　　慈母心疼得不知所措，沿街拜访能找到的任何医家，可是龚自珍并没有从斜阳从回过神来的迹象，因为“病”因依然莫明。所幸龚自珍并不认为所谓的“痴”是一种病态，也就无所谓要去改变它。某种意义上讲，这成就了他成为天才诗人的根基：敏感。
　　在这个基础上，龚自珍较为宽泛的学术观点，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后来根本性地影响其一生的另一种学术思想，遂训练出他最为奇特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
　　并且这种洞察力往往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预言性，所谓先知先觉。这就是为什么龚自珍会被称为“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者”的原因所在。
　　关于公羊学派的学术特点，我们在《司马迁：发现之旅》一文中已提到过。就是说，公羊学派喜欢对政治品头论足，并且对现实世界寓以深刻的历史批判。西汉的董仲舒是这个学派中的大佬，明朝的王阳明接受过它的影响，而本文的主角——龚自珍，以及他的好友——魏源，也属于这个学派。
日期：2012-08-27 08:01:58

　　二

　　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二十八岁）进京首次参加会试，未中。留居京师期间，始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
　　应该说，曾官居“礼部主事”的刘逢禄，多少还只是停留于学术研究的层面。而自接触“公羊学”，龚自珍原本较为激进的思想，却有了更为惊人的发酵，仿佛虎啸丛林与龙归沧海，他似乎是从此找到了可以不顾一切的发力点。因此，他在一首诗中如是形容此一时期的思想震荡：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先秦时有一本解释词语及鸟兽草木虫鱼的书，叫《尔雅》，汉以后成为解释经籍名物的重要工具书。后人遂以“虫鱼”指代考据之学，即朴学。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龚自珍蓦然发现，皓首古籍、考订“虫鱼”（朴学），由此穷及一生的光阴如外祖父一样，这并不是他看好的人生。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像亲自动手和面做饼卖的人家一样，研究学问，当“经世致用”。
　　就在这一年，龚自珍结识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魏源，当年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提到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观点的那个人，正是此人。他小龚自珍二岁，两人思想一致，均倾向于革新，时人合称“龚魏”。
　　十一年之后的道光十年（1830），包括龚自珍、魏源在内的在京十四位友人，第二次赴“花之寺”观赏海棠。这十四人中的大部分人，就此成为在同年成立的著名的“宣南诗社”的“班底”。

　　何谓“宣南诗社”？概指北京宣武门宣武坊南面的龙树院而言。表面上，文人聚会无非是吟风弄月，诗酒唱酬，实则是他们自有他们的远大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听起来口气实在不小：他们想改变世界。
　　这样，社中有个叫黄爵滋的人，发起禁烟运动，龚、魏发动维新思潮。而就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既有思想的准备，又有难得的机缘，可以将这些理想脚踏实地付诸实践，并且实在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就是林则徐。
　　龚自珍辞官归家的那一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气势如虎地来到广州查禁鸦片。次年，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开篇。
　　在同人或者前辈的眼中，龚自珍是一个“负志多慷慨”的人。早在其二十五岁时（1816年），其父职任“江南苏松太兵备道”，驻上海，一时“东南骚雅士”云集其门。有个叫钮树玉的学者，书读得很多，精通“朴学”，却不求闻达，以布衣著述终老。在他的眼里，龚自珍便是“浙西挺奇人”，并且“独立绝俯仰”。
　　此时的龚自珍个性极强，很可能是张扬。因此，钮前辈才劝他：“大器须晚成，良田足培养”。
　　越此七年之前的十八岁时，龚自珍即定交当时有名的狂人，名王昙，字仲瞿。这位年长于龚自珍三十二岁的狂人，如何个狂法呢？“每会谈，大声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兽，挟风雨、水火、雷电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伪隐几，君犹手足舞不止。”另一个名叫恽敬（字子居）的文学家，亦是拒绝随世俯仰，他年长龚自珍三十五岁。
　　嘉庆二十二年（1817），龚自珍以诗文就教于“吴中尊宿”王芑孙。这位正直而耿介的老人，出于爱心，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的信中直斥“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王芑孙结合同时在本年去世的王昙与恽敬的经历，以及自身的人生体验，继续开导说：
　　“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以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已不为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鉴戒，又而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甚至于魏源，在他们结交的晚年，也要书劝龚自珍云：
　　“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谈，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
　　由此来看，龚自珍高调地保持了他一生的素性，这是他的气质使然。
　　前辈或者同人的高谊，或是深恐龚自珍辜负了那才华横溢，堕入空疏的高谈阔论之流。特别是魏源，想是寄厚望于他的才华与门第人脉，倘能如林则徐一样，“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不更能有所作为于现实世界么？
　　这和他们的学术主张也是相契合的。

　　问题是，龚自珍肯稍稍裁抑自己的锋芒么？依我看，依他的脾性，他是断然不肯的。因为现实世界没有给他这样的机缘，或者这样说，也许正是因为他的锋芒毕露，断送了可能出现的机缘。
　　于是，仿佛矫枉过正一般，他的社会批判，越发犀利而不想收拾——我说的是“不想”而不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