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09　10:56:25

　　（三）变法之难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蒙受战败之耻后还要大量的割地赔款，稍有血性之人能不慷慨激昂的救国吗？自从甲午战败后，外国列强纷纷瓜分中国，说的委婉点儿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说的露骨点儿就是建立殖民地，面对“四万万人齐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惨况，中国不进行变革还行吗？虽然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积极呼吁变法的人不在少数，但若要真正实施变法还是非常困难的。

　　变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进行政治、社会变革，进行变革必须要得到强权的保证，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莫过于皇上，因此主张变法的康有为从一开始就设法抓住皇权。
　　作为一直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康有为，当然非常清楚皇权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皇上信任你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皇上不信任你了，你就等着壮志难酬吧！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直接上书光绪帝，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到1898年，一次又一次的上书，一直到光绪帝受他影响预备变法，亲自接见他为止。
　　康有为同时还知道他以一个小小的举人（后来是进士）身份，根本就没有这资格直接上书皇上，每次写的奏章只能找人代奏，但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守旧派的阻挠，七次上书只有第三次和最后两次才送到光绪帝手上。但康有为就是想通过这种捷径直接跟皇权发生联系，就算上书没送达皇帝手上，也能通过这种举动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宣传自己的思想。
　　在权力上面康有为虽然抓住了光绪帝，但光绪帝上面还有一个法力无边的慈禧太后，她才是真正的权力执掌者，光绪帝在她面前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而且两人一直不甚和睦，如此一来变法到底能否得到强权的保证就是个问题了。
　　从思想层面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文化，是不主张变革的。我们始终要遵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变革就是否定“祖宗之法”，而否定“祖宗之法”就有蔑视列祖列宗之嫌，而蔑视列祖列宗在传统中国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与维护统治秩序的基石“三纲五常”严重相抵触的，因为“三纲五常”宣扬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作为臣子的是不能怀疑君主的。
　　康有为现在不仅要变法而且还要向西方学习用“狄夷之法”，“以夷变夏”，那么他就不得不进行思想之战了。在思想上康有为抓住了中国旧思想的核心人物孔子，抬出孔子来压制反对改革的人。同时他又将西方宪政思想和儒家经典相结合，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为了进行理论宣传他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
　　1891年康有为出版了《新学伪经考》，他在书中提出了“现在所读经书均系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冲击是非常大的。当然这又涉及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即“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从中国的第二个封建王朝西汉起，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都没一个了断。
　　由于当时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这些四书五经之上，现在连这些四书五经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制度、这个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就不禁让人怀疑了。康有为的这一次大胆否定，几乎否定了当时中国的立国之本！所以当时《新学伪经考》的影响极大，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思想界一大飓风”。

　　1898年康有为有刊印了《孔子改制考》，他在书中将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首倡改制”的形象。《新学伪经考》提出了“现在所读经书均系西汉末年刘歆伪造”这一观点，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应该找到真正的孔子学说。如果要想找到真正的孔子学说，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真正的孔子是什么样子呢？看《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哦，原来孔老夫子也是个主张变法的改革家。就连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都主张变法改革，为什么我们还要顽固守旧呢？如此一来就从理论上解释了自己变法的合理性。

　　康有为这种立足于古训又合乎时宜的做法，确实得到一些真心想变法的人的支持，再加上他动辄以君臣大义、变法图强相激励，一时间维新人士纷纷聚集到他的麾下，康有为也就成了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
　　由于康有为对经典的全新解释对一部分卫道士来说就是亵渎经典，因此也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比如帝师翁同龢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时就说他是“说经家的野狐禅”，看到他的《孔子改制考》就向光绪帝说“此人居心叵测”。
　　湖南的卫道士叶德辉甚至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段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还有一位湖南人直接向光绪帝上书说“康有为可斩”，很多人都认为“康有为……其貌似孔，其心则夷”。
　　由于这两本书对当时社会影响太大，先后遭到毁版、停止刊行，可见当时反对他的人情绪之激烈。就这样康有为的思想之战既笼络了一部分人，又激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

　　从现实的角度说，变法就是用温和的方式进行利益再分配，这就不可避免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会遭遇到他们的极力反对，这就需要灵活的手腕和高超的技巧处理这些利益纠纷，否则变法很难进行下去。
　　而在变法期间康有为行为鲁莽、举措失当将矛盾扩大化，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这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笔者将在下一个章节详细阐述康有为在废除科举制度和裁汰无用的官职、衙门时是如何将矛盾扩大化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变法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行为，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变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出现一些混乱局面，这就考验领导人处理危机的能力了。能力强能够处理好各种矛盾变法自然能够推进下去，如果在措施上出现失误，后果就不敢保证了。由此可见变法对改革者自身的素质要求非常高，那么作为戊戌变法的发起者和幕后推手的康有为到底能不能担此重任呢？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康有为性格的了解对他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略窥一二。那么康有为到底是个什么样性格是人呢？他的死对头辜鸿铭给他的评价是 “自私自利而且具有野心，但是又缺乏经验和判断力和方向”，这一评价虽然刻薄了点儿，但若细细琢磨也还是有很精当的地方的。
　　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曾评价他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如何人不能动摇之与学术亦然，不肯迁就主义”。自信、不肯迁就主义也确实是康有为的典型性格特征。正是由于他有着几近于自夸的自信心，所以才有胆量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但也正是由于他强烈的自信心、不肯迁就主义导致变法过程中很多关系没处理好，致使变法夭折。大概康有为也正是成于此败于此吧，正如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所说“最大的优点也就是最大的缺点”。

　　像康有为的这种性格进行宣传鼓动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在中国这种极富特色的政治环境下，以他的那种不迁就主义来处理实际事务还是稍显稚嫩。后来的结果也确实证明康有为有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的能力，却不具备在具体实践中操作的素质。
　　我们再来看看康有为的豪言壮语“欧美三百年而成变革，日本效法欧美三十年而养成之，中国应‘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气概。言语间饱含的乐观向上的浪漫主义情怀确实值得肯定，但看他后来的举动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草率鲁莽，不可避免要导致变法的失败。
　　由于康有为做的很多事情不恰当，以至于有些人有变法之意，但是嫌他失之孟浪不肯与他合作，对变法持观望态度，这又让变法的拥护者大为减少，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张之洞。身为清末重臣的张之洞在刚开始时积极支持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北京强学会成立时他捐银5000万两，并派儿子张权和杨锐参与其中；上海强学会成立时他再捐银1500两，并派幕僚汪康年主持，但后来又与康梁等人言辞、行为日趋激烈以及变革理念的不同，双方发生矛盾。张之洞不仅通过汪康年排挤《时务报》主笔梁启超，还写了本《劝学篇》与二人划清界限。

　　顽固派和既得利益集团一直是极力反对康有为变法的，一些人虽然有变法的意图但是嫌他们书生意气，成不了大事也对变法持观望态度，再加上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让变法的道路充满艰辛坎坷，由此可知变法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