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需要提示：义父不是亲爹，没有养育之恩，只有彼此利用，不存在忘恩负义。举个例子，城管局长为了进步和保证人员工资福利待遇，认了市长当干爹，市长为了放狗咬人，认了局长当干儿子，互相利用。有一天这干儿子跳槽的同时把市长给杀了，你能说这是儿子干出来的事情？
　　日期：2011-11-13　09:17:34
　　10因势而为
　　吕布作为三国时期的著名猛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因为“杀丁原、弑董卓”而成为反复善变小人的代名词。其实从吕布“杀丁原、弑董卓”事件上除了能看到吕布唯利是图和善变的本性之外，丁原和董卓在人才激励上的得失其实也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丁原这个假伯乐只懂得开发，不懂得激励，更不懂得人才争夺战的背后是激励手段的比拼。

　　董卓初战被吕布大败后，被迫退到三十多里外安营扎寨。在寨中，董卓越来越觉得吕布是个难得的人才，决定不惜代价来挖丁原的墙角。于是他派吕布的同乡李肃去吕布帐中当说客，李肃其实扮演的就是“挖墙脚”的猎头角色。
　　与丁原相比，董大大除了名气更大、更有领导魅力之外，吸引人才和激励手段更加高明，他的物资给予和社会地位的给予也比丁原更有诱惑力，吕布在投靠到董卓门下后就被封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正式的职位，级别、爵位全都有了。“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最最重要的是那匹著名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汗血宝马--“赤兔驹”。在物质激励方面，丁原显然不是董卓的对手。更重要的是，董卓给吕布提供了一个政治理想，从某种角度讲，投靠董卓是对其政治作用的认同。

　　人有很多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很多需求在丁原那里可望而不可即，在董卓那里通通实现。无论是《三国志》版还是《三国演义》版的记载，都能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企业员工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时，便会跳槽。
　　从表面看，吕布杀丁原诛董卓，确实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但这种反复无常，绝非吕布的天性，它既反映了吕布的政治追求和对自己社会位置的曲折选择，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背景。
　　吕布所生活的年代，天下分崩，群雄四起，战事不断，社会动荡。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正在重组，在这种重组中，人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位置。由于人们的社会理想、政治眼光、个人修养不同，寻求自己位置的方法和道路也各不相同。像诸葛亮那样怀宁静之心以求致远，蓄志待时以求明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急于找到施展自己才干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频频改换投靠对象的人绝非吕布一个。例如曹操的名将张辽，先为丁原部将，后又进京依何进，何进被杀后又以兵属董卓。董卓死后又归吕布。吕布为李傕所败，又从吕布东奔徐州。曹操破吕布，张辽将其众降。又如曹操的谋士贾诩，先在董卓部下任讨虏校尉，又在董卓女婿牛辅军中任职，董卓败后，又为李傕、郭汜谋士。不久又离开李傕投段煨。由于不为段煨重用，又离段煨投靠南阳张绣。他先劝张绣与刘表连和，不久又劝张绣投靠曹操。另一方面，有实力的集团领袖又如饥似渴地招纳人才，这也为人才选择投靠对象提供了外部诱因。

　　一个人的价值，要看把这个人放在什么地方，放得对，价值就得以实现，放得不是地方，这个将毫无价值。
　　应当承认，吕布是个人才，他的价值按当时的标准，也可以称得上英雄。我看看一下史料的记载：
　　《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曹操别传》--“吕布骁勇，且有骏马，时人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曹瞒传》--“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曹瞒传》--“吕布有骏马名赤兔，常骑乘之，时人为之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 ……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对吕布的最高赞誉。就连曹操的敌手陈宫、张邈二人对吕布的评价也不低--“吕布壮士，善战无前”，四个字勾画出了吕布这个人物的才力和性格。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这主要来自曹操方面。《三国志•魏志•程昱传》里，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对吕布十分轻视，认为“粗中少亲，刚而无礼”，不过是一名“匹夫之雄”。《三国志•魏志•荀攸传》里，曹操的另两位重要谋士荀攸、郭嘉认为吕布“勇而无谋”。此外，《三国志•魏志•吕布传》里，当时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陈登在曹操座中的评论是“勇而无计，轻于去就”。这些评价表示出他们对吕布的极端轻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吕布的“勇”和“雄”是有目共睹的，仅这一点在初期就能成为一些人争取的对象，这也是董卓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挖他的原因。陈宫对张邈说：“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这番话正反映出吕布之才及为当时所争用的事实。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埋没在了丁原的手中。
　　其实吕布择主与张辽、贾诩等人本无本质区别，而且前者对投靠对象的离弃要少于后者。然而却偏偏是吕布落下了反复无常的名声。这可能是由于张辽等人对前主只是简单的离弃，而吕布对前主则是弃而杀之。吕布并非天性好杀，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他只是一个有虓虎之勇的武将，并非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社会的政治需要及其本身的才能，又偏偏不断地把他推向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弃旧图新的选择只能通过弃而杀之来实现。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件事一拆为二？在东汉末年，杀人是正常的，无论被杀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择主也是正常的，无论选择的集团是良是恶。但是如果把二者重叠到一块，或者说因择主而杀人，那么这个逻辑就变了，杀人+择主=小人。
　　三国里的小人一火车皮拉不完，吕布被树了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