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06　13:34:45

　　第九章：庆历新政17
　　五、均公田，所谓公田，是指职田，乃是宋地方官员俸禄的一部分。范仲淹此举，是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政府低级官员收支不能平衡，所采取的高薪养廉办法。
　　每论及宋代官吏的俸禄水平，就是史家学者也是见仁见智，意见难以统一。如果从清代学者赵翼所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来分析，似乎赵宋最高统治者对待官员无不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了。仔细推究，赵翼此说言过其实多矣！
　　在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北宋仁宗朝物价飞速上涨。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为例，斗米的价格已经是立国之初的一倍。而官员的俸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位尊权重者，收入不但是低级官员的数十倍，还会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津贴。这些工资基本不用的官员们，当然不会感觉到物价上涨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压力。更不会体会到低级官员‘月光族’的生存窘迫情形。

　　千里作官，也是为了吃穿。低级官员收入有限，靠俸禄养家糊口、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也成了一种奢望。做为官员就免不了有应酬之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有的人选择弃官经商，有的依靠借贷举债度日。这官作的不但没有前途，反而是苦不堪言。
　　恩荫制造成了官位的‘僧多粥少’现象，一个萝卜一个坑，虽然在朝中有许许多多的占了茅坑不拉屎的主儿，但是个官却没有位置的人仍有无数。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只有耐心排除等候缺额的出现。这种期盼的心理，一如棺材铺老板盼人多死一样，这些人盼的是当官的早死。而他们补缺之后，又成为别人祈盼早死的对象。如此循环不已。等的时间越久，他们的经济状况就越糟糕，甚至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相。

　　这样一来，心中的怨气与不满也就与日俱增。当骂了娘老子之后，终于有一天怨气上达天听。赵官家无法再坐视，为了安定大局的考虑，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苦无良策，惟有宋廷让这些不安定因素及早到位一途。君臣群策群力之下，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加快官员的任免，缩短周转期。
　　从此之后，官员由三年一任，改为两年半，后来干脆缩水至两年、甚至更短。虽然短期内排除摇号的官员少了，但相应又出现了极大的弊端：这些官员在任期内，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政绩如何，而是处心积虑的琢磨如何刮地皮。生恐错失良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草民身。
　　其实，这些官员活的也不容易。偶尔打次牙祭、有幸吃了一次猪肉，那么当天夜里就一定会梦到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的情景。
　　如此有损国体、有辱斯文之事，最高当局岂能坐视？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减轻低级官员守选待阙时间过久、生活困难引发的吏治腐败问题，赵官家不但缩短了官员待选的时间，而且听从范仲淹所上建议，开始实行‘均公田’。希望籍此改变低级官员赤贫的现状，‘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大幅度的为官员加薪，提高待遇本来希望有利国家廉政建设，让这些低级官员稍存体面，活的象个官样。哪知道许多事情，初衷本是好的，在实施阶段却总是走样。一样的亩数田土，原本就有薄瘠之分的。名虽为‘均’，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难以做到平均。范仲淹的均公田并没有完全落至实处，广大的低级官员在空欢喜一场之后，生活仍一如从前的贫寒。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还得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贪不占的官员，那是神不是人了！

　　前文中所提及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历官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等。然而就在庆历五年死后，家中就出现了‘妻子冻馁不自胜’的困窘之情，如果不是韩琦、富弼出手相助‘分俸买田以活之’的话，还不知会栖惶成什么样子！另一位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任太常博士从七品的杭州通判之职。却因为拿不出陪嫁外甥女的钱，不得已向好友、当朝驸马爷王侁借200贯应急。

　　石介与苏轼有人施以援手，而那些寅吃卯粮的大多数低级官员就不会那么幸运了。众所周知，敢于借贷者不是不怕死、就是具备偿还能力的人。宋时的放贷者与今日之国有、民营银行一样，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主儿！在利益面前，仁义道德只能算做个屁，有时候甚至屁也不是。这些放贷者敢借钱给他们，完全看重的是他们有偿还能力。如慕雨者，就是想悲壮一次被银行按倒了揭皮，也不会有银行乐意接我的卖身契。这些放贷者与借贷者，约定官员到任之后，就是欠债还钱之时。如此一来，把治平天下、泽被苍生的厚望寄予在这些人民公仆身上，实在是太过一厢情愿。这些终于等到有实职差遣的官员心底，应该是在走马赴任的途中就在寻思如何的巧立名目大肆搜敛了。这正是两宋三百余年中清官者屈指可数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简单地把吏治腐败与官员收入划为因果关系，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今日之中国人民公仆，（不知从哪里还看的出这些眼睛生在脑壳上面的群体，有一丝仆人模样？）国家政府对待他们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做概括形容！房子、轿子、票子应有尽有，吃穿用度、居家物事等细节之处无一不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就是这些衣食无忧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僚们，表现出来的贪婪与无耻已经让人们在吃惊之余，慢慢麻木。对于他们的无耻人们从最初的震惊到熟视无睹，变化之快丝毫不逊于居高不下的物价飞涨速度。

　　世风的偷薄，已经成为事实存在。而这些官吏居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有目共睹。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对待这些贪腐官员的处罚！似乎我们的法律忽然间变的极具人文关怀之精神，对于惩治贪腐竟然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宽容与仁慈。不但寄希望于这些人的良心发现，而且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了而了的做出低调处理。纵观历史可知，就是在封建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统治者对于贪腐一事也是采取从重从快从严的坚决惩治，就是以最善待士子温和著称的两宋，在惩治贪腐官员的事情也是毫不手软。因为贪腐而身首异处、弃市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

　　吏治本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学问，慕雨小民本无权置喙，只因无知者无畏，所以斗胆在此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说北宋官员的贪腐行为尚属于情有可原、罪无右恕之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官员的贪腐行为就是不能饶恕的。对待此起彼伏的贪腐官员，惟有痛下杀手诛除。此议看似鲜血淋漓，有失仁恕之道。但却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的良苦用心！借部分人的腔血来儆示后来者，让这些欲行贪腐的官员知道国法之无情，从此心生戒惧。杀部分人，却可以阻止更多的官员前赴后继。在以生命为代价去不惜以身试法的时候，令他们头脑清醒多做些思考。对于遏制贪腐、改变世风将大有禆益！

　　一味的操妇人之仁，执政党也将沦为看客。当成为在野党时候，再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岂不是愚不可及？在保有统治权、还是惩治贪腐二者之间需要作出决断时候，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一切流于形势，势将成为历史的浮云。细节决定成败、吏治绝不是细节，而是大节！它决定执政党可以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