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1120年代—宋徽宗的光辉岁月》
第22节

作者: 庸木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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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登基之后,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便对大臣们说:“皇宫的墙上和梁柱上都涂着金子,像首饰一般,太虚浮了,太华丽奢侈了。”55哲宗时候,曾修建了一个月台,用于赏月和宴待宾客,徽宗认为这个月台太过华靡,便下诏令人将其拆除。56
  徽宗还采取措置,减轻百姓负担。韩忠彦上表:“西方师老而财匮,斗米至于千钱;北道河溃而民流,十室几于九空。大霈更新而尤多禁锢,宿逋虽减而尚困追偿。”徽宗采纳其建议,数次下诏赦令,免除这些百姓们的赋税。
  徽宗除了整顿朝纲,兼听直言,还果断坚决地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奸佞”和“贤良”怎样划分,自会根据徽宗的保准,当然,在这些“奸佞”中,一定少不了说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章惇章大人,章惇罪名很多,包括使用“钉足、剥皮、斩颈、拔舌”等刑法,但诋毁徽宗的那句话未被列入其罪名之内。对于那些“贤良”,有两个我们较熟,也符合人们传统的“贤良”标准,他们是苏东坡和范纯仁。苏东坡曾在章惇当宰相时被贬往海南,可惜的是在平反召回的路上就去世了;范纯仁不很有名,但他的老爹范仲淹非常著名,不过此时范纯仁已是七十岁高龄,回来不久也去世了。

  不过此时的徽宗,对于廉洁正直的大臣,还是非常喜欢并重用的。毛注只是一个县官,但为政清廉,深得民心,徽宗知道后,破格将他调入京城,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司司长。57徐勣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将其提升为中书舍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徽宗对他说:“朕每听臣僚进对,非诈则谀;惟卿鲠直,朕所倚赖。”58

  陈禾,字秀实,为徽宗时期愚蠢的二愣子官的典型代表。有一次,陈禾抓住一个机会,与徽宗谈论国家大事,陈禾口似悬河,吐沫飞溅,一直谈到日落时分,仍是滔滔不绝(插句题外话,此人应该和唐僧有一拼)。徽宗终于不忍,说:“现在天气已经晚了,朕也是腹中饥饿无比,改日再谈吧。”陈禾拽住徽宗的衣服,哭着说:“陛下少留一会,容臣将臣的衷心说完。”徽宗又坐下,不料衣服被这位二愣子给拽撕了,徽宗大叫道:“你撕坏我的衣服啦。” 陈禾激切说道:“陛下不惜撕碎衣服,微臣即使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又有何惜?”此番话深深感动了徽宗那颗本已饥饿的心,徽宗意味深长地说道:“有你这样的臣子,朕还能有什么忧虑。”侍从要给徽宗换衣服,徽宗说:“不用了,不过这件衣服要好好保留起来,我用它来表彰忠诚正直的大臣。”

  此情此景,多么令人感动涕零,然而,激情燃烧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种日子消失的一个标志是崇宁元年(1102年)7月5日蔡京蔡大人上台为相,之后崇宁四年(1105年),设置应奉局,专领花石纲,被罢除的“逻卒”也“稍稍复置”,朝廷中愚蠢的二愣子官逐渐减少,最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以蔡京为首的一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臣……所有的情景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北宋末年的那些情景,徽宗也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徽宗同学。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对于徽宗来说是美好的,而对于大宋帝国,就像一艘巨大的破船,一步步向无底的深渊沉去,直至剩下最后一根稻草,直到这跟稻草被金兵轻轻折断。

  诚然,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徽宗,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徽宗从一个积极进取的有为青年变成一个腐败贪婪的昏庸帝王?是什么原因使徽宗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人?所有这一切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而其中好似找不到使其发生变化的任何原由。
  李亚平先生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徽宗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遂使徽宗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59袁腾飞老师也同意这种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论述。
  这绝对是这种变化的原因。徽宗如果你意志坚强点,不那么轻佻,不受蔡京影响,你不就成不了亡国之君了!说着说着又想抽徽宗耳光。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徽宗变化的外在原因。
  人行为的变化取决于人性格的变化,咱们暂且拿出一块篇幅,粗浅地分析一下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或许从这里可以找出徽宗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根本原因。
  日期:2011-09-15 19:26:50
  本节的标题叫“阴阳之思考”,所以少不了谈论一些“阴阳”的问题。阴阳之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优秀智慧的结晶,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周传》和老子的《道德经》。自然界各种对立又关联的现象,都可以用阴阳来表示,譬如天地、明暗、日夜、寒暑、男女、善恶、强弱、智愚等。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小至个人社会、大至天地自然,都符合阴阳的规律,都可以用阴阳学说进行解释,而我国的传统国学,如医学、天文、地理、数术、宗教、哲学以及各家经典等无不以此作为基础。

  阴阳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人性的好坏,中国古书认为:“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曾用阴阳学说对人的行为处事进行分析,他认为人存在阴阳两面:“阴”指人们内心不可告人的私欲,“阳”指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守仁先生多次用这一学说,对万历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儿进行分析。

  我们不妨扩展一下,将阴阳学说应用在人的性格之上。首先我们明确一下性格的定义,结合本书实际,我们将“性格”定义为人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态度。我们将人的性格中所有积极的方面称之为“阳”,譬如坚强、进取、善良、勇敢、公正、谦逊、自信,等等;将人性格中所有消极的方面称之为“阴”,譬如软弱、堕落、邪恶、腐化、享乐、自私、骄傲、自负,等等。如此以来,具有“阳”性的人便是大家认为的“好人”,而具有“阴”性的人便是大家认为的“坏人”。

  有一段时期,我们断然把人分为“好”与“坏”两种,即“阳”与“阴”两种,而没有中间层面,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有人虽然是好人,但却会做坏事,有人虽然被认为是坏人,但却做了许多好事,所以也就有了“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说法;并且,我们发现既是君子又是小人的人,竟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很大比例,或许也是基于此,黄守仁先生才认为人都有“阴”、“阳”两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的解释是,一个人的“阴性”和“阳性”所包含的所有元素都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就是现实中的人。譬如一个人最后变化的结果是坚强、进取、勇敢、公正,但却有些骄傲和自负;一个人软弱、堕落、骄傲,但却很善良,等等。

  至于纯“阴”和纯“阳”的人是否存在,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暂且不谈。
  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好人会变成坏人,有些坏人也会变成好人,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用“好”和“坏”表示人的变化有些极端和片面,那么我们用阴阳学说进行说明,即一个人“阴性”与“阳性”之间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已经提出,如果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或许可解答徽宗发生变化的原因,并且,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也可能得到解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弄清人的性格形成的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形成取决于两种因素:第一是父母遗传,第二种是后天环境影响。
  父母遗传,即一个人的天性,自己是决定不了的。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人的天性是“善”还是“恶”,近代现代科学研究偏向于“人性本善”之说。不过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人的性格与人的智力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后天环境很容易影响人的性格,但后天环境对人智力的影响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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