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通过法治实行人治的君主社会，自然要求最好是能有一个极端英明、绝对正确的君主。在这样的社会中，君主的意志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如果出现昏招，就一定是系统性的、全局性的、损失极为重大的失误。而在直接由君主实行人治的社会中，君主的意志只是作用于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出现昏招也不过就是一些人、一段时间、一些事情、一些地方的损失。

　　因此，古今中外的君主都有一串长长的、顶尖好词组成的徽号。这不是君主脸皮厚，也不是大家拍马屁，实实在在是制度的需要，任何人到了那一地步，都只能那样做。无论君主是不是极端英明、绝对正确，都必须说成是极端英明、绝对正确。这既是为了鼓励君主努力趋向英明、正确，更是为了引导大家相信君主英明、正确。否则，社会运转就会出问题，就会形成全社会的灾难。

　　对于听君主的话、照圣旨办事情可能出现的问题，咱们好像认识非常充分了。其实，还是有片面性。因为，在君主社会中，不听君主的话、不照圣旨办事情，更容易出问题，甚至是很大的问题。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继位的是宋微宗赵佶。当时的宰相章惇不同意他当皇帝，理由是赵佶“轻佻”。轻佻者，不庄重，不严肃，说白了就是个花花大少，爱玩。赵佶琴棋书画、风花雪月、歌舞升平，果然很快就把大宋皇朝给玩死了。此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听他爹宋神宗的话、不照神宗的遗愿办事情，实在不是个听话孩子。
　　君主社会说到底是人治社会，像人一样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在赵佶领导下，大宋皇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从生机勃勃跌落到了醉生梦死。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那样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都堪称一流的人物忽然间销声匿迹，朝堂上忽地冒出了一批在整个中国娱乐史上亦可谓空前绝后的玩家。
　　人治社会，所有的制度都建立在必须有一个不太糟糕的皇帝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上。如果这一点出了问题，所有的制度都会立刻形同虚设，那就不仅不是法治社会，甚至无法成为正常的人治社会，而会成为非常糟糕的人治社会，一切都会成为未定之数。

　　古人把政治集中为培养、选拔好人，又进一步集中到了储君这一个点上，就是因为在君主制度下，人比制度更重要，储君则比皇帝之外所有的人、比所有的制度都重要。
　　中国君主社会在培养选拔官吏、尤其是培养选拔储君方面的努力，大概是无可比拟的，为此付出的牺牲则更不可比拟。古代有些君主，甚至不惜横下决心处死自己的某个、某些儿子，就是认为这个或这些儿子不堪承继大统，甚至可能危害国家。这些君主们大多不是惨无人道、不是灭绝人性，而是壮士断腕，有些人甚至可以看作舍己为公也说不定。

　　可是，我们总是在储君这一方面出问题，越是下功夫培养、越是长时间培养，储君越是容易出问题。历朝历代都躲不过这一劫，宋朝也是一样。
　　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的宋朝社会，真好似兵败如山倒。以出现玩家皇帝为标志，不仅在政治层面倒退，在所有的方面都一泻千里。不仅掀开了宋朝历史软弱挨打的一页，也使整个中国古代文明转入了衰落阶段。

日期：2009-09-29　21:03:32

　　41、宋朝政治急转直下的一个偶然原因——恶人蔡京当政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一板一眼地完全按照客观规律运转，总会有一些偶然原因。当这些偶然原因的作用方向和社会自身的运转趋势一致的时候，就会极大地、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加快社会的运转，或加速发展，或加速崩溃。
　　蔡京，对于宋朝的加速崩溃，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偶然原因。
　　在蔡京介入之前，宋朝高端政治虽然已经矛盾尖锐，互相指责为“小人”，但双方基本都不失君子风度。在君主政治历史上，这一段是难得的君子之争，或者说是有规则的政治斗争，也可以认为是比较讲政治文明。
　　王安石当政，司马光将变法贬得一钱不值、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宋神宗给他一个枢密副使，他还不干，挂了一个西京留司御史台的官衔在洛阳呆了15年，一边编撰影响深远的《资治通鉴》，一边针砭朝政，而且还是对外“绝口不论”朝政是非、对内光明正大上书指责“朝政阙失”，并且上书弹劾王安石，时人称为“真宰相”，政治影响不亚于当朝宰相王安石。此人，简直可以看作君主政治历史上唯一一个合法存在、影响巨大的影子内阁首相。

　　司马光当政，王安石以国公的高位退居江宁半山园，比司马光来的宽容，算是一个真正“绝口不论”朝政的，一门心思写诗，留下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
　　王安石死了，司马光也表现得宽容了许多，说这人没什么大毛病，只是脾气太倔，建议朝廷厚加抚恤。
　　双方的其他代表人物，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些小人作派。例如章惇执政，对司马光、吕公著掘墓开棺，实在不必要。但此人有点像是古代的极左派，律人严律己更严。他单独担任宰相七年，四个儿子都中了进士，只有一个儿子做了个八品校书郎，其余都是州县僚佐，直到他下台“迄无显者”。史家认为，这在历代宰相中颇为少见。仅这一点，就值得尊敬。

　　后来蔡京介入朝政，双方政治斗争迅速进入不择手段的新阶段。不是政治斗争而成为了斗争政治，不是恶斗而成为了斗恶。让我们把这个恶人的作为简要列举如下：
　　一、在变法过程中进入高层。蔡京进士出身，最初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官职担任钱塘县尉，熙宁末年（1077）成为京官，进入中书礼房担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成为礼房、户房的正式公事，元丰三年（1080）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1082）任中书舍人，已经是中央决策机构的工作人员了，元丰七年（1084）任开封知府，相当于实际上的北京市长。14年间，从一介县尉，跃升上来。这14年，正好是王安石变法的高丨潮丨。其政治表现，可以想见。

　　二、率领刽子手参与立储之争。宋神宗死后，宰相们与太后们围绕择立储君发生激烈斗争。蔡京奉宰相命令率领刽子手（一说壮士）把守在外庭，准备诛杀持不同意见的大臣。能够担任这样的工作，表明其深受变法领袖的信任。
　　三、率先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伊始，要求五日内废除重要的新政——募役法，重新实行差役法。包括大量守旧大臣也认为如此激烈、不可行的时候，蔡京却在开封府境内雷厉风行、坚决落实，按时完成了任务。司马光高调表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这话实在，有了蔡京这样的干部，没有什么不可行的事情，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创造。

　　四、在司马光庇护下明降暗升。蔡京五日内废除新法恢复旧法，被朝廷舆论认为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可见，直到这时宋朝廷的风气还不能算坏。）司马光无奈，只得将其贬出京城，但又“授以名藩”。在变法力量普遍遭受打击的元祐年间，蔡京始终是好官我自为之。
　　五、再次投靠变法领袖，积极拥护恢复新法。宋哲宗年间，变法领袖章惇担任了唯一的宰相，酝酿恢复新法，已经担任权户部尚书的蔡京又率先积极拥护，并且说：直接恢复熙丰年间的新法就是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就此又深受章惇信任，差一点进入执政行列。虽然没当成，但还是升任翰林承旨。
　　六、唯一一次站错队闲居杭州。元符三年（1100），政治上坚定继承神宗遗志的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守旧力量的支持下择立了宋微宗赵佶。这一轮，蔡京绝无仅有地失算了，被排挤闲居杭州。
　　七、巴结宦官、后宫嫔妃而重新崛起。在杭州期间，蔡京发挥擅长书法的优势，巴结大宦官童贯以及后宫嫔妃。在宦官和嫔妃们的一致推举下，被宋微宗重新起用，七个月时间窜升为宰相。
　　八、一旦掌权，立即报复。蔡京闲居杭州源于曾布的反对，升任宰相后对曾布毫不客气、一贬再贬，曾布的下场比反对立赵佶当皇帝的章惇还糟。蔡京的恶迅速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