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欲知朝中事，山中问野人。野人，本义指远古时住在各诸侯国城郭之外的、被统治部落的成员，后来指平民百姓。他们完全没有政治权力，朝政对于他们像是演戏，他们对于朝政只是看客。一代一代看下来，就把政治看透了，留传下来许多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英明论断，其中有这样一条：保国忠良无下场。
　　保国忠良为何无下场？
　　所谓君主政治，就是君主即国家。
　　但在开始的时候，君主政治在制度上、观念上都不成熟。不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君主、国家这二者在制度上、观念上的内涵不一致、外延不重叠，二者真的还不是一回事。
　　君主政治成熟的过程，就是君主和国家在制度上、观念上都趋向统一、趋向重叠的过程。
　　极端成熟的君主政治，君主就是国家，无论在制度上、观念上都是如此。历代皇朝到了最后，只要皇帝还在，就是国家还在；只有皇帝死了，才算最后灭亡，就是形象的体现。

　　但是，君主和国家的这种关系又是不能说明的。说明了，国家就是君主一个人的，和大家其实没有关系，谁还为君主卖命呢？不能说明，就害了许多老实人，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岳飞和于谦。
　　岳飞一门心思要收复失地、迎回二圣。殊不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金兀术都看出来这是可以置宋高宗于死地的命门。但是，金兀术只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候以放回钦宗的动作来制约高宗北伐（微宗被掳到北国后很早就死了）。岳飞是史有定论、不容置疑的民族英雄，军事才能也堪称一流，但在政治上确实缺乏进一步的考虑。他一直将此事挂在嘴上，等于天天喊着要高宗下台。高宗站在巩固自己皇位的立场上，对于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又天天喊着要别人回来、天天喊着要自己下台的统兵大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一般推测，便是钦宗回来、如明英宗那样试图复辟，岳飞应该也会站在高宗一边。问题是，高宗如何能够愿意出现那样的局面呢？

　　于谦，是在明英宗被俘、明军50万精锐尽失的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了明朝的忠臣。他带头拥立郕王朱祁钰继位称帝。朱祁钰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于谦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度过难关后，敌方又要放英宗回来。朱祁钰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又是于谦出面劝说，才勉强同意。结果，英宗复辟的第二天就把于谦抓起来，以谋立藩王的罪名公开处死。对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于谦确实没有朱祁钰看得透。

　　一旦看透了这一点，明白了当朝君主就是国家、当朝君主的利益才是国家的利益、其余的都无所谓，懂得了土地、民族、百姓、道理都是为当朝君主服务的、都应该服从当朝君主利益，那就一通百通、就如鱼得水、就如鸟腾空、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可以在政治上牢牢地立足于不败之地。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明白人，绝不仅仅是秦桧。

　　明白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君主政治就会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和君主直接有关的、君主直接关注的事情都会越来越好，和君主没有直接关系的、君主不直接关注的事情都会越来越糟。
　　最后，君主政治会发展到一种极为畸形的、类似癫痫病那样的状态：君主把什么事情直接抓在手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事情，各级官吏便也把什么事情直接抓在手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事情；君主一松手，大家都松手；君主一放手，大家都放手；君主再抓起来，大家也都再抓起来……
　　这种人为干预，会在客观世界中形成一种人为的规律性现象：任何事情，不走极端就办不好，走了极端又得往回返，形成无限的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循环。
　　这种现象虽然是人为的，但表现为客观世界的运动，又往往会被当作客观世界既有的规律，以为天下事原本就应该这样在两个极端之间作折返跑。《三国演义》开篇有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将这种人为现象当成客观规律的经典话语。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一位在党校讲哲学的教授将这话视为朴素的辩证法，还作为自己讲稿的第一句话，只要是讲辩证法，上得讲台来，开口就是这一句。这种认识的市场相当广泛，有意无意地给政治上的反复折腾作了注解，好像只有反复折腾才是符合客观规律要求、才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深刻认识，不反复折腾就是没有认识到客观规律，或是不正确、不深刻。

　　古代文人士大夫虽然没有经过系统先进理论的培训教育，但对这一现象无疑有认识、有思考。他们的观点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弊。为什么兴利不如除弊？他们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认识到，只要是提出一个新名堂，或迟或早，注定会引发新的弊端；与其引发一个新弊端再去解决它，不如不提什么新名堂，直接解决原本存在的弊端为好。
　　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新问题，差不多都是古人曾经面对过的老问题。
　　当然，还是老百姓的认识更形象：一阵一阵，抽风！
　　这样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半个保国忠良，大家都跟着君主把什么抓在手上，他偏要放下；大家都跟着君主把什么放下了，他又要抓起来，并且还站在大家对面披肝沥胆、撕心裂肺、慷慨激昂地讲出一番道理来，人们会如何看他，他又还能有什么其它下场？！
　　豁然想到一个问题：岳飞、于谦那样的保国忠良在我们的历史上是不是仅此二人？
　　如是，此二人都已经沉冤昭雪。那就是说，君主政治在自己的全部历史上一共只冤枉了两名官员，还在本朝的历史时期内全部给予平反昭雪，这样的政治制度在技术上等于100%的没有失误，等于绝对可靠，如同野无遗贤一般，等于做到了史无遗忠。如果确实如此，君主政治就绝不应该淘汰，而应该继承发扬，一代一代往下传，像秦始皇设想的那样传之万世。

　　可能不可能？！
　　老百姓还有一条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英明论断：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
　　那就是说，岳飞、于谦那样的保国忠良肯定还有，只不过是没有岳、于幸运，死后也没有能够沉冤昭雪，真正冤沉海底、永远不为人知了。
　　政治一旦进入抽风状态，一切就完全在于有没有一个优秀的君主。有，则兴旺发达；没有，则得过且过；如果遇上一位糟糕的君主，则土崩瓦解。

日期：2009-09-28　21:08:25

　　40、君主政治不可弥补的缺陷在于：必须有一个不太糟糕的皇帝，又无法保证每一个皇帝都不太糟糕
　　最近几十年来，咱们中国人认真反思了前一历史时期国家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为人治，因而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或是形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好像有点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将人治和法治对立起来了，给人一种人治和法治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的感觉。在这一误解的基础上，就又形成了第二个误解，似乎只要机构健全、法律完备就是法制社会。

　　最少在中国古代，人们并不如此认识。那时的人们并不认为人治和法治是势不两立的，当然也不看作并行不悖，而是将法治作为人治的工具，通过法治完成人治。尽管机构健全、法律完备，他们也不认为是法制社会。他们明白，这些健全的机构、完备的法律，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决定的，是他老人家的工具。
　　我国君主社会的大多数朝代，都可谓机构健全、法律完备，但并不可看作法治社会，在正常情况下仍然是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古代经常出现坚持依法办事的清官，看起来很像是和皇帝过不去，其实是以清醒冷静时候的皇帝反对糊涂昏聩时候的皇帝，是在捍卫皇帝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绝对不可以将通过法治实行人治的君主社会和直接由君主实行人治的君主社会看作一回事情。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对平民百姓而言，往往是能不能吃饱穿暖、甚至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差别。清官批不得，批清官，在客观上就是鼓励大家都做贪官，甚至真的会汹涌而来一批贪官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