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君主、朝廷、各级衙门把对内防范作为头等大事集中兵权，还勉强可以理解。敌人已经攻城拔寨、登堂入室了，仍然作为头等大事，就匪夷所思了。一个朝廷对内防范到了如此地步，在内部形成更迭力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只能被外部力量推翻。

　　最终推翻了宋朝统治的力量，不仅是在宋朝政府体制之外，而且是在宋朝统治范围之外形成的。也就是说，赵氏兄弟的后代，活该在北国的冰天雪地中伺候女真贵族、被人家慢慢地消遣死。
　　为何一再说如此没有同情心的话？
　　因为，作为一个整体，赵氏皇朝从一开始就是异常清醒、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将老赵家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其系列政策的最基本出发点是：宁可亡国灭种，不能丢掉老赵家的政权。他们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
　　想到荀子一句话：“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
　　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无可奈何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拐点。


日期：2009-10-01　21:14:33

　　43、元朝是君主社会历史上唯一被单一农民起义推翻的皇朝
　　历代皇朝被单一农民起义推翻的，在严格意义上、其实只有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
　　元朝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战争，可以认为一直没有停息。元尚未正式建立、宋尚未最后灭亡，反抗蒙古侵略军的农民起义就风起云涌。反抗外族侵略的起义还未平息，反抗朝廷剥削压迫的起义便相继爆发。
　　1351年，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元末农民革命战争全面爆发。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大都，元朝灭亡。
　　其中原因不同于一般，主要是元朝的政治技术问题。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基本政治手段是打。汉民族将打仗看作战乱，在他们看来可能就像汉族人下地干活一样，是正常工作。蒙古对宋朝的侵略战争，是44年；如果把蒙古对辽金夏各国的侵略全部计算在内，那就是从1206年蒙古建国就开始了，长达73年。这场战争，在中原各民族看来，无论看作蒙古对中原各国的侵略，还是中华民族的内战，都是一场世纪大战。在蒙古人看来，显然很平常。家里有事情，例如老皇帝死了，就回去埋死人、争位子，完了回来接着打；再有事情再回去，再处理完了再回来再接着打。73年只是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战争，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并没有结束。

　　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蒙古民族这个曾经无往不胜的政治技术手段遇到了极大的考验。
　　在他们内部没有问题，继续有效。元朝统治集团解决内部矛盾还是靠打，大家也仍然能够接受打的结果。例如曾经提到过的元顺帝父子，解决彼此矛盾的办法就是各自带一支队伍、正儿八经拉开架势来打。一打就打了八年，直到徐达带兵打过来才勉强暂停。
　　但在对待汉族官吏的时候，这个手段不灵了。
　　对于汉族官吏，蒙古统治者自然不相信，在各级衙门、单位、部门都派驻了一个蒙古军爷出身的绝对独裁者——达鲁花赤。殊不知，正中各级官吏下怀。他们并不需要推翻蒙古统治，也就不必和你打，而是糊弄你，目的是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独裁统治最好糊弄，只需糊弄一个人；双头政治需要糊弄俩人，难度就增加一倍；多头政治需要糊弄多人，难度就增加多倍；民主政治需要糊弄N多人，难度也就增加N多倍，最不好糊弄。官吏如果站在个人利益立场上，最有利的选择是君主独裁而不是人民民主。所以，凡是能够自觉主动、言行一致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宗旨、甘当人民公仆的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元朝各级衙门的官吏当然不可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也就根本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只是集中精力谋取私利，绝不反对骑在自己头上的达鲁花赤。一直到元朝崩溃之时，鲜有官吏参加农民起义。刘伯温参加朱元璋起义主要是政府不用他，只要政府用他——事实俱在——他还是很卖力气的。

　　对于这一批有意见也不反对你，更不和你打，只是糊弄你的官吏，元朝政府始终没法子。包括明确、公开、更加受信任的蒙古官员、西域官员在内，元朝的吏治极为糟糕。《草木子》一书记载了当时官吏的无耻行为：
　　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份，补得职近曰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元朝政府设有专职弹劾奸邪的廉访司，类似今天的监察局。廉访司官员深入基层巡查时，规定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应送，规定音节是两声鼓一声锣。当时衙门解送杀人犯也使用巡尉司金鼓，规定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时人便写诗讽刺：
　　解贼一金并一鼓，

　　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
　　官人与贼不争多。
　　——《草木子》卷4上，《谈薮篇》
　　官者牧民也，吏治越糟糕，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

　　中原百姓，见多识广，对朝代更迭习以为常，政治上的倾向性自然是有的，但也从来不曾准备为哪个朝廷殉葬。无论谁来当皇帝，只要能过得下去就行。元朝建立后，百姓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这个新的皇朝。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官吏越来越肆无忌惮，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得造反。元朝无百年之运，主要并不因为他们是胡人，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

　　后世认为元朝之失在于宽纵。这个宽纵主要体现为对官吏的宽纵。
　　历代皇朝中，元朝的国号出自《易经》，可谓文化含量最高，可见其向往中原文明之心。对元朝政府，八百年前的老祖先能够接受，笔者也绝无蓄意贬低之处。
　　元朝的政治技术问题，可能缘于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不同的社会结构。
　　蒙古草原社会是部落制，类似于中原地区以前的诸侯制。这种世袭制的社会制度自然是落后的，但也有长处。最明显的长处就是每一个部落成员都有固定的主人，部落首长会像对自己的牛羊负责一样对部落成员负责。因为，那都是他的财产。 君主只需要解决好部落之间的问题，不必、也没有权力直接考虑部落成员的问题。
　　中原社会长期实行郡县制，郡县制又是流官制。流官制自然比世袭制先进，但也有短处。最明显的短处就是，每一任官员最多只对当前负责而不对长远负责、只对任命他的君主负责而不对百姓负责。因为，那既不是他的家产又不能影响他的升迁。孟夫子说得明白：仕之士也，犹农夫之耕也。老百姓说得更明白：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做官，只是士大夫的谋生手段。能够对得起俸银的，那就皇帝满意、百姓也满意了。有以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那是极少数。多数是既对不起俸银，又对不起百姓。

　　郡县制社会，在理论上，对百姓负责的只有君主，一般称为为民做主。唯以一人治天下，既是君主的责任又是君主的权力。君主精力有限，管不过来才需要雇用官吏代替君主牧民。君主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管官，古人称之为治吏。能治吏的才是君主，不能治吏的就是官吏的傀儡、吃官吏的冤枉、为官吏的种种劣迹埋单。这时，百姓处于无人作主状态，或是任人宰割，或是铤而走险。

　　蒙古统治者对这一点显然缺乏认识。元朝的官吏最初甚至没有俸禄，直到忽必烈继位后的至元7年（1271），内外官吏的俸禄才基本确定下来。原因也在社会结构不同，蒙古贵族有自己的草原、牛羊、人民，不需要俸禄；汉族官吏没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必须有俸禄。这种社会结构差别很明显，认识到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并不容易。
　　写完这一小节，有些心跳。如果有人将这一小节的观点概括为：狡猾的汉族官吏糊弄了憨厚的蒙古统治者。那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