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1-01　22:17:16

　　74、你死我活的更迭模式源于君主社会制度架构的综合作用，集中表现为必须留下以权力致富的条件以换取官吏全心全意为君主服务，不能遏止官吏以权力致富的时候必然形成两种对立的致富方式，形成官民利益尖锐对立的、断裂的二元结构社会，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就只能是你死我活
　　在朝代更迭模式层面，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夏商周三代领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与秦以后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完全是两回事。

　　以秦统一中国为标志，此前的革命、造反等朝代更迭的基本力量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领主们，是贵族，领导者是较大的贵族，在整体上是贵族革命。成汤革命，周武王父子革命，周室东迁，晋武公以小宗代大宗，六卿分晋，三家分晋，以季氏为代表的大量“陪臣执国命”，田氏代齐，一直到秦统一中国，都是贵族领导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说，当时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是最初的百姓——贵族，还不是小人、野人这样后来的百姓。

　　秦统一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以后，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成为后来的平民百姓了。我们已经分析了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有不同模式、不同版本，领导力量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引发这些朝代更迭的大都是农民，最先起来反抗的大都是农民。习惯上将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一概看作农民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贵族革命而变为农民革命，这一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呢？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对历史事件不应该去埋怨，而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那些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
　　让我们来找找这个原因。
　　所谓贵族，是由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发展而来的。这些人一般都是身强力壮的战士，打猎的时候收获较多，打仗的时候冲锋在前，既是部落的领导者，又是部落的保卫者。他们上边没有领导机构，完全独立地率领着自己的部落在洪荒之间为生存奔波。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就需要联合了，这就产生了最初的部落联盟首长，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部落联盟首长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各个部落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约束手段，只能是依靠自己身强力壮、自己的部落兵强马壮而较多地承担义务，就是“天下为公”；再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是“选贤与能”。大禹治水“堵”与“疏”的争论之所以成为传说的主要内容，因为那是大禹“能”的主要证明，其“贤”是在施展其能的过程中才表现出来。因为部落联盟实行民主制度，只有依靠“能”才可以征得各部落首长同意、也才可以集中个部落的力量以治水。后来治水方法的争论再也没有如此突出，是因为有了一个接一个不必“能”也有办法把力量集中起来的君主。

　　到大禹治水的后期，事情渐渐有了变化。成功治水的大禹在实践中积累了较高的威望、掌握了较大的权力，在一次召集天下诸侯的时候，居然能够把迟到的诸侯杀掉。这就意味着，部落联盟首长已经具备了强制性的约束手段。当然，也只是杀了小部落的领袖，似乎还不能兼并其土地和人民。
　　当大禹的儿子夏启把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时候，部落首长们也只是程度不同的拥戴而已，自己的部落还是自己的。于是，他们成为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诸侯，虽然已经不是完全独立的部落首长，但并不需要天子赐予，也不需要天子开工资，独立性大于统一性。诸侯之间，是一种本质平等的关系。诸侯需要按时向天子有所贡献，天子也不能白要，得有所赏赐。夏朝的时候，传说中有一万个这样的诸侯国。夏朝，更接近于后来的邦联制国家，远不是后来的君主制。

　　夏朝延续的过程中，在今天的豫北、豫东一带，有一个叫商的诸侯国崛起了。在“封地百里”的基础上“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兼并了大量小诸侯国而强大起来。同时，夏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暴君——桀——“武伤百姓，百姓佛堪”。这里的百姓，也还是指当时的部落和部落首长——贵族。于是，贵族们起来闹革命。最强大的贵族首领成汤率领大家吊民伐罪，殄灭了暴虐的夏桀。这便是传说中的成汤革命，商朝于是取代夏朝。

　　古书上说，“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就是说，除了被商兼并的诸侯国之外，还有三千个独立的诸侯国。也就是说，商夏之间的更迭，社会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类似邦联制的诸侯制国家，诸侯们还是享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贵族。
　　商朝延续到后期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大名鼎鼎的暴君——商纣王。同时，在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有一个叫周的诸侯国崛起了。同样是在“封地百里”的基础上，兼并了大量小诸侯国而强大起来。当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双方打起来的时候，“纣师皆倒兵以战”，纣王真正是失尽人心了。这一次得道多助、百姓向往的革命，仍然是贵族的革命。
　　周朝建立后，最初的执政者周公把他那样的姬姓贵族、姜子牙那样的功臣派往商朝势力仍然较强的诸侯国实行武装殖民统治——不可能是所有的诸侯国，逻辑上不可能对参加革命的“八百诸侯”实行殖民统治——但这已经成为主要的社会结构形式，出现了一批和周天子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的较大的诸侯国，形成了宗主制的诸侯制国家。此后的贵族，对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仍然享有世袭的权利，但在每一次继承的时候必须有周天子重新分封。天长日久，重新分封制度流于形式，宗主制的诸侯制实质上又渐渐又成为邦联制那样的诸侯制了。

　　周王室东迁后，基本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相继崛起的大的诸侯国——方伯、霸主——开始取而代之。相应，各诸侯国的统治权也发生变化，有以小宗代大宗的，更有大量卿、大夫、陪臣“执国命”的。这时的“天下”呈现“礼崩乐坏”状态，其实已经不是宗主制的诸侯制，而是一种事实上的、松散的联盟制。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的变动，看作革命也好，看作无义战也罢，仍然是高等贵族们站在政治舞台中央。但是，低等贵族、被贵族队伍自然淘汰的平民、有文化的小人和野人越来越多地冲上来，试图将高等贵族赶下台。

　　所谓秦的虎狼之师扫灭六国，同时也就是把高等贵族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下去了。这时的贵族下台绝非后来的官吏下台可比。官吏下台大多只是损失一份俸禄、职田，最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自己家的土地房产不会丢，还能颇为风雅的退隐山林、吟诗作画。贵族下台是亡国丧家，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和人民都没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反抗暴秦的斗争极为猛烈，天下豪杰并起，秦朝土崩瓦解。

　　西汉的建立，曾经习惯性地概括为布衣君相，也只是指君相。细细看看载于史册的西汉各级官吏，多数都是六国贵族后裔。这一帮人稳不住，天下就稳不住。他们虽然成为流官，但几乎是本能的希望能够世袭。自西汉到隋唐，政治舞台上的节目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剧情都是官僚世袭的努力与君主遏制世袭的努力之间的冲突。直到隋文帝杨坚推出科举制度取代选举制度，这个问题才算是从总体上得到解决。

　　作为个体，后世的官吏和远古的贵族可能有渊源。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秦开始，贵族就被官吏取代了。官吏从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官吏和贵族的主要不同有四：
　　一是贵族生在社会高端，而官吏生在社会底层。贵族出生在温柔富贵乡，温柔富贵是天生的，且天子也不能随意夺取，是铁杆庄稼，自然不知珍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所谓君子，就是指贵族。官吏出生在社会底层，富贵是十年寒窗、科场拼搏换来的，最少在理论上不能世代传承，且君主真的可以随时拿走，自然需要珍惜。这是于私的一面。于公，贵族一般很难体验民间疾苦，官吏容易知道、甚至亲身体验过民生艰难。这是官吏最重要的先进性。中华文明在君主社会阶段的光荣，基本是因此而来。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涌现出来的最初几批官吏中，许多人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璀璨的星辰，长久地照耀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