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贵族凭借血缘成为贵族，而官吏凭借学问成为官吏。一般来说，衡量贵族看血统，就如同看某种动物的血统是否纯正差不多；衡量官吏看学问，没有学问的官自古以来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古代的官、尤其是那些非科举出生的，大都附庸风雅、吟诗作画，为了表明自己很有学问；现代的官、尤其是那些非全日制大学毕业的，大都会弄个文凭、弄个在职的硕士、博士。新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公开表示，我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他这一番话，如同那个最先指出皇帝不仅没有穿新衣、而是干脆光着屁股的小孩子，注定会留在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史上。尽管大家都知道那种文凭水货居多，可谁又好意思当面戳穿呢？因官而博的博士们只要脸皮够厚，还是可以交到组织部门作为升官依据、印在名片上吓唬别人。抛开水货，在假设所有官吏的学问都是货真价实的前提下，凭借学问成为官吏是官吏的重要先进性。没有这一点，官吏就不可能取代贵族。更重要的是，尽管不免有水货，但毕竟有一套以学问选拔官吏的制度、官吏的平均文化水平毕竟比较高，这是中国君主社会比其它君主社会优越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君主社会比其它君主社会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是贵族经济上独立于君主，而官吏经济上依附于君主。官吏没有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是君主雇佣的代理人，由君主选拔任命，为君主服务，向君主负责，靠君主开工资过生活。除了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极少数官吏之外，这是官吏主要的落后性。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这样一些很不好的社会风气的源头，就在这里。因为，其它各阶层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而官吏一般是看上司的脸色吃饭的，迫不得已、程度不同都得阿谀奉承、拍马溜须。所以，只要当了官就不能笑话别人阿谀奉承、拍马溜须，那一般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官吏的落后性之一，是对精神文明的深刻损伤。

　　官吏的这三个特点，点到为止，随后讨论君主社会的特殊政治群体的时候再作展开。这里重点讨论官吏的第四个特点。（这个包子皮委实是有点太厚了。原本不准备在讨论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的时候涉及它，一路写下来又觉得一点不说不好，就只好简单说说。可要说，前边的这些就是必须的组成部分。见谅。）
　　官吏和贵族的第四点不同是，贵族只能依靠财产致富，而官吏可以依靠权力致富。
　　贵族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这是他的财产，是他的铁饭碗。
　　凭借自己的财产，贵族可以有力地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这一点，无论在西欧、在中国都一样。英国的贵族为了税收问题不惜和国王打仗，而不愿意参与的贵族可以公开打出中立的旗号。1640年英国革命时期，西部几个郡就出现过一支自称为“棒民”的贵族武装。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了两句话：
　　你们若抢走我们的牛羊，我们就一定同你们干仗。
　　他们同国王和议会双方的军队签订协议，答应供给军粮，条件是不许抢劫，甚至还在两军之间充当和事佬——愿意革命的就革命，不愿意革命的可以不参与；但我的钱谁也不能随便拿走——这就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的贵族可以把周天子逼得债台高筑，这故事大家都熟悉，不赘。西欧国家的税收制度大都较晚才形成，就是因为有贵族的制约。中国的税收制度很早就形成了，就是因为后来没有了贵族，而分散的农户太小、没有力量制约，也就不必和他们商量。个中差别，和基层税务局的税管员聊聊就会明白。一般来说，个体工商户的税大都比较好收，小业主们不仅总是满脸堆笑，而且还总想请税管员们吃个饭、拉拉关系。而大企业、大集团就相对困难一些，且不论难易，一般的税管员根本就不可能见到老总们的面。这就是大小的不同。

　　为了自己的饭碗，贵族又会自觉限制剥削的程度，以保证剥削的可持续。因为，他的人民和土地、牲畜一样，都是他的财产。如同需要注意保持土地肥力、保持牲畜膘肥体壮一样，也得注意保持劳动者的体力。亦即，这是一种有底线的剥削。保证可持续的剥削，这就是贵族、包括一般地主资本家剥削的客观底线。直到二十世纪初，我国一些矿山招工的时候、仍然是以能不能一口气吃下一升米干饭为基本标准。这当然不是担心工人不能吃，而是担心工人不能干。这种现象，外国也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到——好像不是以吃米饭为标准，而是以吃某种豆子为标准，目的都一样。这里不存在道德问题，都是利己的选择。

　　官吏，表面看是以学问致富。但古来有学问的人很多，例如曹雪芹，为何不能致富呢？他的学问没有置换成权力。学问必须置换为行政权力、通过治理社会的劳动才能养家糊口。就是孟子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也是劳动致富的一种样式。
　　如果仅此而已，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官、清官。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不仇恨这样的官，而且长久的崇拜、甚至迷信这样的官。近年来，有些人指责老百姓有“仇官心理”，这话几乎已经进入权威媒体的正式话语系列了，但大多数人都不待见。发明这话的人，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那就有点像没长大的孩子，见了什么说什么、想起什么说什么，忘记了中国老百姓还有历史悠久的、普遍的、深刻的清官情结，话说得欠公道、有明显的片面性。需要整治官员了，就说老百姓有清官情结；需要维护官员了，就说老百姓有“仇官心理”。老百姓的脑袋又不是满清时候搁帽子的小瓷罐，岂能想扣什么帽子就扣什么帽子？！且对于我们的社会又有什么益处？！

　　官吏可以依靠权力致富，是说具备这样的条件，并不是说古代所有的官都是依靠权力致富的。古话虽然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历朝历代都有过真正的清官，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他们的事迹既为朝廷大力表彰、又在民间代代相传，让人肃然起敬，维系了老百姓对官僚制度的信心。
　　但是，官僚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整体上超出了以学问置换权力、以治理社会的劳动养家糊口这一范围，是依靠权力致富的，这在古代中国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在这一方面总结出了许多天才的、创造性的、形象的经典话语，但多多少少又都有些偏激。因为，不能否认官吏依靠权力致富又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的又有程度轻重之分，不可一概而论。百姓反对的其实还是非法的、尤其是严重非法、太不像话的依靠权力致富。这又因为，百姓心里清楚，他们如果做了官，大多也会小小不然的非法致富一把。

　　所以，下边分析的，是非法的依靠权力致富。
　　官吏非法依靠权力致富，依据手段不同、程度轻重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假公济私。就是借给公家办事情的机会捎带着给自己办点事情、捞点好处。较典型的是古代收税时候的称耗、火耗，还有稍后一些的巧立名目、多收、滥收。古代不取称耗、火耗的官员实在是寥寥无几，而敢于禁止收取称耗、火耗的皇帝则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开始部分之所以专门用一个小节介绍后周太祖郭威，就是因此。在这个角度，假公济私在古代官吏中是普遍现象。不是如此，何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呢？

　　二是以权谋私。就是或被动借机或主动寻机以公权力谋取私利，收礼受贿。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官吏以权力致富的主要手段。老百姓常说的贪赃卖法，就是主要表现形式。地球人都知道，不赘。
　　三是权钱交易。即把权力直接当作可以用来换钱的商品。这是以权力致富的高级形式。社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一般都会形成一个卖官体系，朝廷、甚至君主本人也会直接插手明码标价卖官，不许基层官吏独吞权钱交易的巨大利益。卖官买官的出现，是权钱交易已经在全社会泛滥开来的标志。不然，买官的成本谁来负担？！不要以为只是无道昏君才干这种事情，有道明君、甚至是史有定论的伟大君主、千古一帝也干这种事。例如汉武帝。当然，他的理由是为了筹集抗击匈奴的军费。不过，哪个君主能说卖官是为了自肥呢？再往前说，秦朝的军功爵制就曾明文规定，斩一敌首，既可赐田一顷、宅九亩、役一人，愿意做官的也可抵50石之官。那就是说，田一顷、宅九亩、役一人=50石之官。自然，田二顷、宅十八亩、役二人=100石之官。这就是当时的官价，亦即权力的价格。

　　由于官吏可以非法依靠权力致富，君主们就得遏制这种趋势。否则，普天下的财富都会流入官吏手中，百姓生活自然难以为继，君主的口袋也会空空如也。
　　遏制的办法，一般是以各种手段反贪贿。但是，有些君主眼看着官吏大把捞银子，觉得自己太吃亏，也会索性大显身手，和官吏比赛以权力致富。例如明神宗，就抛开国家机构、直接派出太监四处捞钱，历时二十年之久。皇帝和各级官吏竞相凭借国家权力往自己口袋捞钱，自然势不可挡，结果一定就是常说的国弱民穷，距离亡国就不远了。例如明朝后来那样。
　　明神宗那样的皇帝是异数，多数还是程度不同的积极努力反贪贿。
　　但是，古代君主反贪贿又受到必须保持官吏积极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