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便赵恒锡不去求助吴佩孚，吴佩孚也不想放过唐生智，因为反骨仔是吴佩孚一生最痛恨的，他因为冯玉祥倒戈而兵败垂成，前些日子张作霖又遇到了郭鬼子的叛乱也差点玩完，这次好友赵恒锡居然又遭此变故，所以吴佩孚觉得自己怎么也得管。吴佩孚想管这事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年吴佩孚在护法战争中兵出衡阳而一战成名，此后在湘鄂之战中也多得其利，因此他一直认为湖南是他福地，这次复出诸事不利，正可借出兵湖南去去晦气。但可惜的是，我们玉帅早不复当年之勇了，手下既无能战之兵，也无善战之将，最能打仗的靳云鄂跟他也有矛盾，更何况湖南这个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复杂的很，所以这个闲事吴佩孚既管不了也管不好。

　　吴佩孚这时也并不是赋闲，相反，他跟国民军激战正酣，鹿仲麟投靠吴佩孚未果，只能退出北京，固守南口，并抽取其他兵力猛攻大同，试图夺取山西来立脚。在南口之战中，吴佩孚可谓颜面扫地，派去的田学勤（靳云鄂部将）屡战不克，部队也不稳，时有哗变，但是此公却能连连报捷，吴佩孚气的跳脚，却也无可奈何，要搁吴佩孚巅峰时期，这种小仗算得什么？但如今玉帅是日落西山，风光不再，居然打哪都打不动，最后还是奉系帮忙才算全了玉帅的脸面。

　　吴佩孚虽然手里的兵力有限，但是唐生智同样也有限，更何况原本赵恒锡有四个师，唐生智只占其一，赵恒锡下野只是因为不愿意湖南再现兵祸，并非实力不逮，所以吴佩孚认为湖南问题并不难解决。事情的开端似乎也朝着吴佩孚预测的方向在发展，自他任命叶开鑫讨唐后，叶开鑫也算连战连捷，逼得唐生智退守衡阳，迎立赵恒锡之风再起，似乎湖南问题解决在即，但是湖南问题很复杂，尤其是国民党北伐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湖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全国范围的军事行动必定要以湖南为跳板，此次国民党北伐当然也要试图谋得湖南，而省宪派赵恒锡下台则给了国民党进取湖南的机会，更关键的是此时唐生智因为叛变已成孤家寡人，正可收为己用，因此湖南问题在北伐的大背景下就变成了南北之争。
　　唐生智在不利于己的局面下只能投靠国民党，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唐生智有了反扑的能力，而北伐的第一枪则在湖南事先打响。投靠国民党的唐生智是国民党以后的重要角色，到后期衔至上将，并在国民党内部的多次侵轧中表现活跃，国民党接纳唐生智，同时也是增加了一个不安定因素。

日期：2009-05-26　09:01:28

　　进军
　　北伐是孙中山后期魂牵梦绕想要完成的事业，只可惜初时孙中山没有实力，只能以军阀抗军阀，当然没有进益，等到孙中山总算找到苏联的扶持时，却已经垂垂老矣，黄埔军校组建未几便北上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的死在国民党内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在北伐之前，国民党内部就先进行了洗牌，最终得利的是俨然是蒋介石这个资历尚浅的军人。借用刺廖案，他成功联合汪精卫驱逐了胡汉民和许崇智；而在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的极端行动极大的震慑了汪精卫，促使汪离粤避祸；至此，北伐战争之前依然坐镇中枢的重量级人物中，蒋介石首当其冲，正式掌握了北伐的大权，并因此立得不世之功。

　　谁是渔翁
　　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告一段落后，手握大权的蒋中正终于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日下达了北伐令。参与此次北伐的共有八个军，第一军为老蒋嫡系，军长何应钦；第二军为湘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为滇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为粤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为豫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为湘军，军长程潜；第七军为桂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为湘军，军长唐生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举出参与北伐的军队，是想跟大家说明国民党目前军事力量的分布情况，蒋介石虽说是总司令，但实际控制的军队仅有第一军而已，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蒋介石大权在握，但实际上离绝对控制权还差得很远。这些军事将领要么是饱经沧桑的地方实力派代表，要么是方兴未艾的新势力，想要降服他们，蒋介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北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而蒋介石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必须进一步的洗牌。

　　当然了，洗牌得放到北伐后加以考虑，现今的目标是北伐，而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则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哪些人打，先打谁后打谁，怎么打，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国民党而言，目前革命军的实力有限，全部军力加一起也仅有10万，而这个数量即便是已经日落西山的吴佩孚也比不上，所以全面出击并不现实，可行的方针只能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目前北洋诸系中有三股主要力量，一是新近复出，日暮西山，坐镇湖北的吴佩孚；二是后起之秀，风头正劲，雄踞长江的孙传芳；三是新遭叛乱，元气大伤，称雄关外的张作霖。三股势力中孙传芳势头最为强劲，张作霖的奉系离广州最远，而吴佩孚则是最为落寞，因此照此分析，张作霖因为地理关系肯定是最后对付，而孙传芳的地盘虽然毗邻广州，但因为实力最强，所以不能作为第一个对手，而最合适的打击对象则是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吴佩孚。因此此次北伐的方针是先歼灭吴佩孚的部队，然后是孙传芳，最后则是张作霖，而为了达到目的，则需要玩弄一点政治手腕，而实力最强的孙传芳无疑是其中的核心。

　　孙传芳在湘鄂之战中成名，并在江浙之战，驱奉之战中屡建奇功，虽然资历有限，但已经是公认的直系主将，风头之盛压倒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和吴佩孚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联奉的问题上，双方便出现了分歧。原先吴佩孚借讨奉为名复出，但是奉系遭遇郭松龄叛乱的变故后元气大伤，吴佩孚便改变方针从联冯讨奉变成联奉讨冯，调了一个头。对于吴佩孚联奉，孙传芳心里不是滋味，孙传芳就是驱奉之战立下大功，并因此在直系中获取了威信，但是如今吴佩孚要联奉，无疑是打了孙传芳一记耳光，因为此事，吴佩孚和孙传芳心生芥蒂，并因此导致直系两大势力形同陌路。

　　既然孙传芳和吴佩孚有此芥蒂，那么国民党正可从中取便，因为国民党一直以来把吴佩孚当成头号敌人，而此次北伐正可利用这点，争取孙传芳按兵不动，然后北伐军集中火力夺取两湖，肃清吴佩孚势力。按说在这种危急存亡时刻，孙传芳应该摒弃前嫌，一致对外，但是孙传芳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虽然名为直系，但是一直以来都想自立门户，并且他压根就瞧不上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前积累下的屡败形象，北洋诸人大多对国民党不以为意，完全没有看到国民党发生的变化。孙传芳的想法是趁着吴佩孚和国民党较劲之时坐观成败，等到打得差不多了，由他来收拾残局，算盘打得很不错，但是前提是吴佩孚和国民党必须扛上一阵，打得两败俱伤。很可惜这把算盘没有把前提算进去，吴佩孚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抗衡势头强劲的国民革命军，因此孙传芳坐观成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想法最后成全了国民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军阀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瞎算计，而且只算小账不算大帐，甚至连唇亡齿寒的账都没有算，孙传芳就是这种军阀，所以革命军尽管实力有限，但却能收获全功。本来如果孙传芳能够一开始和吴佩孚合作，革命军根本就没有多少胜算，但可惜的是，孙传芳低估了国民党的战力，最终让国民党攻取两湖，从而占据了战略要地，获得了向长江各省进取的基础。

　　本次北伐的关键是孙传芳，但是孙传芳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两湖没拿着，原地盘却因此丢失了，所以说小集团主义害死人啊，北洋之所以终究只是民国的过渡角色，原因就在于此。
　　孙传芳想当那个坐收渔利的渔翁，但是到底谁才是渔翁呢？这个问题孙传芳现在没弄懂，等到他弄懂了，一切都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日期：2009-05-27　09:10:08

　　强弩之末
　　吴佩孚自复出以来，诸事不顺，和冯玉祥部的战斗也多是苦战，全然没有了当年常胜将军的威名，一派衰败景象，当然更关键的是，吴佩孚不善纵横的弱点再次显露无疑，走了好几步错棋。这几步错棋核心是三个人，一个是希望投诚的鹿仲麟，吴佩孚不接纳导致丧失了重掌中枢的机会；另一个是手下最善战的靳云鄂，与靳的矛盾将在北伐中起到左右战局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唐生智，吴佩孚生生的把唐生智逼到了国民党一边，使得湖南成为国民党北伐的跳板。吴佩孚的可敬之处正在于他走的这几步错棋，但是一个政客有了可爱可敬的名声，那就证明离失败不远了，因为搞政治讲的不是人情，而是利益。

　　我欣赏吴佩孚，但也得承认吴佩孚的可敬和可爱并不适合在政坛混迹，他不愿意接纳鹿仲麟是因为不愿意趁人之危，首鼠两端；因为河南督军一事开罪靳云鄂是因为不愿失信于寇英杰；而逼走唐生智则是为了报答赵恒锡当年收留之恩。因此，吴佩孚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恩怨分明，有傲气也有傲骨，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人是玩不好政治的，所以他让人钦敬的同时也在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吴佩孚插手湖南开启了北伐的序幕，吴佩孚一定没有想到如今的国民革命军已非往日那支屡败之师，只会咋呼的孙中山去世了，但是国民党迎来了一个更强硬的角色——蒋中正，此人将从湖南开始建立他一生的霸业，但是蒋中正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建立霸业而已，因为民国还有另外一个更强的人来建立帝业。而这几个人在政治权谋上表现出来的则是渐进格局，一个比一个狠，最有人情味的吴佩孚当然会在较量中完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