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势力已成气候，变革必将涉及守旧官僚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为自己利益斗争。辛辛苦苦爬上来，走到今天的位置不定磕了多少头，花了多少本钱。你想一纸律令就开销了我，没那么简单。变革可能有利于朝廷长治久安，但是不利于官员发家致富，对不起，一定不予配合。反对势力过于强大的时候，革新只能从小处做起，毕其功于一役是没有可能的。

　　范仲淹，即使是当权者，没有官吏配合，也就等于没有权力。
　　不过，范仲淹不这么想。
　　他派出了很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核官员，等汇报材料一到，就把一批渎职官员名字划掉，削职为民。
　　有人对范仲淹说：
　　“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你一手举簿一手举笔，宛如阎罗”

　　范仲淹的回应是：
　　“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范仲淹考虑的没错，一家人哭确实比整个州县的人哭好。
　　不过，全州县的人哭是没人听的，范仲淹也听不到。一家人哭却可能直接哭到他的上司，皇帝那里。而且，范仲淹也不能保证他的手下完全公事公办，不夹带私人。
　　或许，范仲淹也意识到了。但身后有皇帝撑腰，还怕你哭。
　　问题是，皇帝怕。
　　范仲淹可以“尽黜旧人”，皇帝不能。
　　单凭范仲淹彻底换掉原班人马，皇帝没这个胆子，那样，皇帝就成了傀儡。在中国王朝的历次变革中，不是每次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的政令都能畅行无阻。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从理论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执行不了，还不如换一种方式。

　　很快，范仲淹的两个手下卷入一场谋逆案，罪名当然是子虚乌有。结果，范仲淹再次被贬，出知那州，再也没有入朝拜相。
　　青苗法的是是非非
　　范仲淹罢相后，就不用“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了”，始终在那州“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风暴却仍在酝酿……
　　终于，一个比范仲淹更猛的人横空出世，王安石。
　　宋仁宗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这次上书充分体现了王氏变法思想，“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赵祯没搭理他，王安石也消停了几天。
　　宋神宗赵顼登基时年仅19岁，涉世未深，王安石终于等到了机会。

　　神宗宁熙元年（1068年），赵顼诏对王安石，询问治国之策，王安石又把万言书搬了出来，顺便附送一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意思是说，宋朝百年不败，是侥幸，现在到了宋朝危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变革。
　　王安石肯定是不对的。
　　一个从战乱中走出的王朝，立国百余年不倒，绝无侥幸。别说百年，一年也不行。
　　五代十国，兵戎都不弱于宋朝，宋朝虽然军事羸弱，但经济要远盛于周边民族，一个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仍可以达到3000市斤，且茶、瓷器等均是世界翘楚。纵然在一两次争锋中游牧民族可以击溃宋军，但战争最终靠经济支撑，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可能击溃宋王朝。
　　虽然骂了本朝，仍然得到了皇帝赏识，这种仕途轨迹在历史上被称为“幸进”，就是说凭偶然机会被委以重任，比如，王安石。

　　指责幸进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经过朝堂历练，骤然身登高位，自然是意气风发；意气风发之后，难免要干一些超常规的事情；超常规，必然打破利益格局；反对（不稳定），也就必然接踵而来。
　　不管王安石的文笔多么振聋发聩，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多弄钱给朝廷，方式可以多元化，比如“青苗法”。
　　朝堂之上，王安石遇到了对手，一些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些人是顽固的守旧派。领头的，是小时候就敢砸大缸救人的司马光，这样的人，自然不白给。
　　在跟王安石的辩论中，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意思是：天下财富总量一定，都弄到官府里，百姓必然贫困，财政增收摆明了与民争利。
　　赵顼最终倒向了王安石，虽然他是有志青年，但太年轻了。
　　关于这场变法，中国历史上争议太多了。所以，这里只谈有关金融的一些内容。

　　青苗法是一种官方信贷，可以说是一种官办金融。跟唐朝公廨钱也差不多，官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放贷，规定利息为40％，农户保甲连作归还，利息用来作为官府用度。
　　青苗法本息的清收力度，是很大的。今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可能动用国家机器帮他们清收贷款，北宋官府却可以，因为官府就是放贷者。
　　没有增加税收，却增加了收入，理论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司马光说的并没有错误，不增加税收，却增加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增加的收入是变相税收，蛋糕只有这么大，不在官，便在民，官家拿走的越多，人民就越羸弱。
　　变法的另一个内容叫做“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以内库藏钱一百万贯、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钱，控制市场价格。至于如何确定价格，由官府看着办，同时仿照青苗法，商人缺钱的时候可以向官府贷款，年息两分。
　　实在离谱了，靠官府平抑市场价格，北宋再牛，肯定没有牛到这个份上，就是前苏联也没办成这事。至于贷款给商人，结果跟青苗法也差不多。
　　青苗、市易法颁布后，司马光当面向赵顼痛陈：

　　“民间高利贷都能逼人饥寒流离，丧失土地；现在您让县令出来放债，还不知道要弄出什么事情。虽说您规定不能逼迫小农借债，可富户高利贷同样没人逼迫，一样弄成鸡飞狗跳。”
　　司马光还是低估了官僚机构的能量，地方官府确实没有强迫小农借债，他们强迫富户。所谓“抑配”、“散表”就是由此而来，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而且专挑富户下手，理由很简单，只有富户能还钱。而且，保甲连坐，一户还不上，必须有人还。
　　再这样下去，必然是“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
　　面对纷纷而来的指责，王安石拿出了他的魄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从气势上看，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名言，不一定有用。

　　天变真的不足畏惧吗？
　　1074年，广州司法参军郑侠向神宗赵顼献《流民图》，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赵顼登上汴梁城楼，就是在京都汴梁，《流民图》也是一幅写真。
　　随后，王安石罢相。虽然再次复相，但终于在1076年出判江宁，生前也没有回到相位。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
　　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新法的害处，1086年，他已到弥留之际，病榻上，听说新法中雇役法也被废黜，叹息：

　　“亦罢至此乎”
　　他应该知道，雇役法是新法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其他更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可惜，当他身处高位时，即使知道害处，仍旧坚决相信自己有能力扭转乾坤。王安石曾经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的诗句，这才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以为是为国为民，所以别人的话都是“浮云遮望眼”，因为只有他才“身在最高峰”。浮云有时确实遮住眺望的眼神，但浮云之下是芸芸众生，而最高峰往往只有一个人。
　　岂能以天下作为一个人的赌注，又岂能以天下奉一人？
　　一个人有了权力，不是如何去运用权力，更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
　　身居相位，杀心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