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本息的清收力度，是很大的。今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可能动用国家机器帮他们清收贷款，北宋官府却可以，因为官府就是放贷者。

　　没有增加税收，却增加了收入，理论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司马光说的并没有错误，不增加税收，却增加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增加的收入是变相税收，蛋糕只有这么大，不在官，便在民，官家拿走的越多，人民就越羸弱。
　　变法的另一个内容叫做“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以内库藏钱一百万贯、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钱，控制市场价格。至于如何确定价格，由官府看着办，同时仿照青苗法，商人缺钱的时候可以向官府贷款，年息两分。
　　实在离谱了，靠官府平抑市场价格，北宋再牛，肯定没有牛到这个份上，就是前苏联也没办成这事。至于贷款给商人，结果跟青苗法也差不多。
　　青苗、市易法颁布后，司马光当面向赵顼痛陈：

　　“民间高利贷都能逼人饥寒流离，丧失土地；现在您让县令出来放债，还不知道要弄出什么事情。虽说您规定不能逼迫小农借债，可富户高利贷同样没人逼迫，一样弄成鸡飞狗跳。”
　　司马光还是低估了官僚机构的能量，地方官府确实没有强迫小农借债，他们强迫富户。所谓“抑配”、“散表”就是由此而来，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而且专挑富户下手，理由很简单，只有富户能还钱。而且，保甲连坐，一户还不上，必须有人还。
　　再这样下去，必然是“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
　　面对纷纷而来的指责，王安石拿出了他的魄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从气势上看，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名言，不一定有用。
　　天变真的不足畏惧吗？
　　1074年，广州司法参军郑侠向神宗赵顼献《流民图》，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赵顼登上汴梁城楼，就是在京都汴梁，《流民图》也是一幅写真。

　　随后，王安石罢相。虽然再次复相，但终于在1076年出判江宁，生前也没有回到相位。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
　　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新法的害处，1086年，他已到弥留之际，病榻上，听说新法中雇役法也被废黜，叹息：
　　“亦罢至此乎”
　　他应该知道，雇役法是新法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其他更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可惜，当他身处高位时，即使知道害处，仍旧坚决相信自己有能力扭转乾坤。王安石曾经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的诗句，这才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以为是为国为民，所以别人的话都是“浮云遮望眼”，因为只有他才“身在最高峰”。浮云有时确实遮住眺望的眼神，但浮云之下是芸芸众生，而最高峰往往只有一个人。
　　岂能以天下作为一个人的赌注，又岂能以天下奉一人？
　　一个人有了权力，不是如何去运用权力，更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
　　身居相位，杀心自起。
　　他必须克制自己的权力欲，可惜一代文豪王安石没有做到，他顽固的认为自己所推行的一切是对的，即使有瑕疵也能在执行过程中补过。面对积弊百年的北宋体制，王安石要对付成千上万的官僚，他一个人或者说几个胸怀天下的人，怎么可能对抗整个体制？
　　不过，变革仍是对的。
　　如果变革是错的，那腐朽就是对的；

　　如果变革是错的，那就应该因循守旧。
　　变革有很多种，为了国家富强，甚至为了自己名标青史，中国古代有很多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悲剧人物商鞅、奸雄王莽、枭雄曹操，他们都在变法，相信他们中没有一个希望搞得国家糜烂，甚至自己身败名裂，他们也都肯定深刻考虑过如何变革，至少比不看史料就乱评历史的职业写手考虑的深刻。
　　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失败，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上。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既然是变法就不可能尽变。如果全部推倒重来，除非天崩地裂。
　　北宋百年积弊至此，就算革除了整个官僚系统，习惯已经形成，而制定直至认同新制度，需要多长时间？
　　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位匆匆过客，但只是牛人，不是神人。他，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日期：2009-10-10　19:20:05

　　山雨欲来
　　北宋，其实并不太平。
　　为对抗游牧民族，唐朝在边境设立了很多军事重镇，这些地方军事势力终结了唐王朝。
　　通过总结，赵匡胤认为：军权很重要。
　　为了保证将领无法造反，赵匡胤把兵权收于枢密院，只有在开战前，将领才知道要带谁出去出征。不过，赵匡胤只能按住自己的刀把子，管不住边境游牧民族。正是这个“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政策，断送了北宋。
　　北宋始于赵匡胤，也将终于赵匡胤。

　　游牧民族生产力实在有限，抢劫倒是强项。辽、金、夏经常在北方边境闹事，反正北宋边兵要等朝廷诏令才能出战，等上十天半月，早抢完了。
　　兵锋上控制不了北方游牧民族，又不想让他们称帝，只有用钱来买，买到不称帝为止，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为应付这些花费，北宋加重了税负。不想缴税，个别胆子大的就拉杆子反了，理由也很简单，反正朝廷的兵动不了地方。
　　赵匡胤建立宋朝刚刚不到一百年，北宋政权就动荡不安了。
　　朝廷危亡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比如，范仲淹。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荣升秘阁校理，即皇帝的书僮。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核心机密，绝对属于潜力股。
　　本来前程似锦的范仲淹，却做了两件非常出格的事情。
　　第一件事，指责刘后干政。

　　刘后是皇帝的母后，是当时真正的统治者，赵祯登基时只有12岁，多年来都是由刘后理政。女主干政给中国历史确实惹了不少麻烦，相信刘后不是其中之一。刘后没有对上书做任何回应，范仲淹就此过关。其实，范仲淹很不厚道，如果刘后不主政，就得让一个孩子决定帝国命运，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如果上书被批准，那帝国的主人将是范仲淹。

　　第二件事更太过份了，范仲淹指责皇帝更换皇后，顺便痛斥皇帝没有子嗣，要求立皇太弟。
　　鉴于书僮指责自己性能力，赵祯出离愤怒了，1036年，贬范仲淹出知饶州。
　　庆历3～4年（1043～1044年），北宋王朝内忧外患，已经难以收拾。此时，赵祯还是想起了自己比较亲近的人，庆历四年，诏范仲淹回朝拜相，赵祯希望他能挽救危局。
　　范仲淹想毕其功于一役，具体办法这里不讲，核心只有一个：扩张皇权，抑制地方权力，手段是裁撤官员。
　　这个办法，实在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