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已经不再印制纸钞了，还必须缴纳纸钞。于是，有人专门囤积纸钞，某一天皇帝心血来潮，就可以把纸钞拿出去卖个好价钱。
　　

日期：2009-10-28　09:16:07

　　丘山为岳
　　自朱元璋起，明朝宰相一直处于弱势。凡事总有例外，最大的例外就是张居正。嘉靖朝，张居正就成为文渊阁大学士，亲历严嵩（被流放，其子严世蕃枭首）、夏言（被处死）、徐阶（退休后被清算，其子亡）等几位首辅，可谓斗争经验丰富。
　　1567年朱厚熜薨，朱翊钧即位，号神宗，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不过，朱翊钧登上皇位时，仅10岁。
　　张居正VS朱翊钧=威严的道学老师VS顽皮的学生 首辅VS皇帝。
　　皇帝小时候，老娘经常这么吓唬朱翊钧“你要再这样，我就告诉张先生”（使张先生闻，奈何），听起来，这个形象更类似于童话中的大灰狼。

　　当时，有人给张居正写了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敬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敬仰太岳相公”，把张居正跟皇帝并列。张居正居竟然受之无愧，而且在家用黄金铸成对联挂了起来。一方面确实是他权倾天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只能说他已经被权力迷昏了头。
　　不过，张居正也难。
　　嘉靖一朝，面对着似乎无穷尽的倭寇，在西北跟蒙古人死磕了几场，宁王又擅自称帝，朝廷的财政早就捉襟见肘了。张摄政决定改革，只有两条，一是“考成法”，二是“一条鞭法”。自此，明朝币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先说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降级、撤职乃至判刑。一条鞭法，分三步。嘉靖朝赋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隐匿土地不缴税。第一步丈量土地，结果比原来多出来300万顷，而之前的总数是701万顷，一半土地不纳税，皇帝不哭穷才怪。第二步，追缴以前欠下的田赋，三年还清。第三步，废除徭役，改收银子。本来缴点粮食就可以了，现在收银子，只好把收成拿到市场上换银子，明代商品经济就此蓬勃发展。


日期：2009-10-28　11:40:06

　　先说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降级、撤职乃至判刑。一条鞭法，分三步。嘉靖朝赋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隐匿土地不缴税。第一步丈量土地，结果比原来多出来300万顷，而之前的总数是701万顷，一半土地不纳税，皇帝不哭穷才怪。第二步，追缴以前欠下的田赋，三年还清。第三步，废除徭役，改收银子。本来缴点粮食就可以了，现在收银子，只好把收成拿到市场上换银子，明代商品经济就此蓬勃发展。

　　推行“一条鞭法”是因为徭役、实物税弊端实在太多。以实物税来说，官方收租的斗总是比民间大，而且说你苹果太小，也没法子，而且还不能运回去，要充公。
　　张居正想籍此限制官吏盘剥百姓，他在世的时候也确实做到了。只是，张居正没有想到，他发明的一条鞭法很快就变成一种苛政。当然，是在他死了之后。强人政治的弱点是强人可以凭超强能力掌控局势，但不能要求每位继承者都是强人，弊端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出来。
　　因为，强人总是偶然的，庸才却是必然的。
　　张猛人死后，这个弊端出现了，名字叫做火耗。
　　既然是缴银子，成色肯定不一样。成色不好，没关系，多缴百分之几十就可以。毕竟，碎银重铸时会有损耗，杂银纯度不够也会有损失，不能让老爷自己掏腰包吧。开始的时候，火耗也就是收一分、二分，到了明末改五分了。
　　无论如何，到了张居正这里税负、官吏工资全改银子了，终结了大明宝钞，重金属从此登上了中国货币舞台。

日期：2009-10-28　11:42:35

　　罪过丘山
　　如果说张居正后半生为明朝鞠躬尽瘁，是对的。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高尚的人，那肯定是错的。任何人都有高尚和卑劣都有两个方面，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
　　张居正栽赃、贪污、包养情妇、腐化堕落，据说他的轿子要几十个人抬，里面连厕所都有，属于超标坐车。不过，这些事情好像不算什么错误，他最缺德的地方，在于炮制文字狱。
　　撞到张猛人刀刃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心学弟子。
　　二程之后，理学与心学的分歧一直存在，张居正时代，心学已然超越了理学。明初理学家吴与弼、陈献章后来都遵循了心学，到明代王守仁手里，心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王守仁最初也崇尚理学，据说他曾对着一根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结果什么也没格到，却因得罪刘谨被发配龙场。又据说，一个寂静的晚上，王守仁在龙场忽然悟道，完善了系统的心学体系（史称“龙场悟道”）。

　　世界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精神整体，此外并没有朱熹所谓的天理，人欲就是天理。人人都可以成圣，只要你按照天理（本心）去做就可以，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
　　跟着，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人心要与天理一致，行为要合本心，当然也会合天理。
　　临终前，在“天泉论道”中，王守仁却留下一个疑问：如果人心无善恶，那物、行就该无善恶，如果人世间终究有善恶之分，那心就有善恶。天泉论道之后，王守仁的弟子王艮发展出“泰州学派”，心学理念在此一览无余，也解决了这个疑问。
　　泰州学派的格言是“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格物就是吃饱穿暖，这就是圣人之道。做好世间每一件是事，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人心本无善恶，有善恶的，是行。
　　在泰州学派的理论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儒家学说冲破了董仲舒创立的今文经学：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农民种田是为吃饭，有饭吃，农民才会卖力；学习是为了做官，有官当，才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就是天道（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治田之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治之符）。

　　泰州学派“天赋良知”、“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是本”不是“天赋人权”的穿凿附会，这是中西文明发展中第一次殊途同归。如果泰州学派关于天泉论道的回答成为儒学正统，儒学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
　　遗憾的是，王守仁的徒孙中出了一个叛逆性人物，何心隐。
　　何心隐（1517～1579）出身望族，1546年江西乡试第一名，是当年江西省高考状元。1553年何心隐散尽家财创办“聚和堂”，1560年师从程学颜（王守仁再传弟子），1562年出京游学。何心隐在北京曾见过一次张居正，然后断言“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此后，一语成谶。
　　何心隐主从社会结构层面思考心学问题，显然比王艮高出一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高出纲常伦理，但这是理学绝对不能接受的。
　　张居正对此不满，而且是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