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被事情（形）干扰。简单点来说就是，“我”帮“您”谋划事情之前，“我”告诉“你”这事情十分简单，利润十分丰厚，投资十分微薄。“您”知道这个事情必定会造成一定的功绩，于是被没有详查其中的情况而认为“我”很忠心，可以用一些低投入带来高收入，还不停得夸奖“我”。然而事情做起来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到时候高投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引发的各种祸患那么最终都是由“国家（企业）的中心人物”（您）来承担了。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该如何应用帝王之术呢？答：“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
　　第二种：被言论（名）干扰。简单点来说就是：“我”对“你”进言谋划事情的时候，我先让你记住这一句话，“议是事者，妒事者也”。怀疑我这的想法的，阻止我的办法，都是因为嫉妒我。我有先见之明，不信到时候你看！群臣有些人很配合，在您按照我事情做得时候，他们果然向您进言阻止，您也就把我这句话记在心里了。那么您就不会相信他们群臣了；而群臣又是因为害怕这莫须有的言论，也就不敢议论这件事了。因这两种“势”的因素，那么后果就是忠良之臣的话君主不听，“我”这样徒有虚名的臣子就得到任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您”又被“我”给蒙蔽了……

　　那么在如此情形之下，统治者该如何运用帝王之术呢？答：“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审核这两种情况，都是要运用韩非反复强调的“形名术”。
日期：2012-01-18　03:20:43

　　18.3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君主想做事，在还没有摸清事情的头绪以及后果，就事先把自己的想法给泄漏出去了。做了这种行为的君主，他做事非但不能得利，而且还会反受其害！知晓这个道理的君主，顺应万物发展的规律（法家的无为而治）去掉主观欲望。

　　贤明的君主做事情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会事先计算谋划收入多而支出少的事情，才去作为。而迷惑的君主却不这样，他们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支出，支出即使是收入的两倍，却不知道害处，那么这就很名义上获得了然而实际上却失去了（名存实亡）。如果这样，那么就是一个小功绩带来相当大的损失。
　　凡是功绩，就是收入多，支出少，才可以称之为功绩。如今耗费财物、支出重大的没有罪责而收入少的却有功，那么做臣子们的就会耗费大量的支出去成就微小的功绩，即使微小的功绩成就了，而君主也会有一定的损失。
　　本段是在阐述“决策”。决策之前要摸清事情的头尾，冷静客观的分析事情的支出和收入，“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切忌不可贪图小利而忽视背后藏匿的重大损失。
日期：2012-01-18　03:22:47

　　18.4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gàng）窳（yǔ ）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yín）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会这样说道：“不要变更古代留下来的制度，不要改变常规惯例。”变还是不变，圣君明主是不会轻易听取他人的妄言，而坚持遵循正确地治理而已。对于古代留下来的制度是否需要改变以及常规惯例是否需要改变，在于这些东西可行还是不可行。
　　伊尹如果不改变殷商朝的古制惯例，姜太公如果不改变周朝的古制惯例，那么商汤、周武就不能称王天下了。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古制惯例，郭偃不改变晋国的古制惯例，那么齐桓公、晋文公也就不能称伯诸侯了。
　　大凡世人难以改变古制惯例，是忌惮阻止了某部分人对旧传统的喜爱。但是不改变古制惯例，却是在上演重蹈混乱国家的覆辙；迎合某部分人的愿望，就是放纵奸诈的行为。民众愚昧而不知道祸乱的根源，统治阶级懦弱而不敢违背权贵奸诈人的利益去改变古制古法，就是治理国家的失误啊。
　　贤君明主，明智能合理运用治理国家的措施，严格的执行下去。所以虽然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心意，但是其最后目的是要树立强国强民的原则。
　　所以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用铁殳和盾牌来预防某一些人。所以郭偃在治理晋国的时候，晋文公备用私人的官卒；管仲在治理齐国的时候，齐桓公准备了武装的兵车——这些都是那一些人而使用的措施。

　　因为愚蠢、鲁莽、粗劣、懒惰的人，总是发愁眼前的小利而忘记了将来要取得的巨大利益。所以夤虎受到排斥和诽谤，是因为国人恐惧害怕弱小的更变而丢失了使长久的便利；所以邹贾非难以征兵；是因为国人习惯于混乱不屑于法则的治理，所以郑国被韩国灭后，郑人不思念故国。
　　关于。“故郑人不能归”。可见《史记·韩世家》中”（韩）哀侯元年（前376），与赵、魏分晋国。二年（前375），灭郑，因徙都郑“。
　　由于史料不足，暂且无法详查“夤虎、邹贾非”这二人的事迹。小弟对此存疑，认同这个观点：本篇疑似有下文，恐亡佚。
　　关于这些“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中的“民”。通《和氏》中的“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这个民并不是代表着人民！而是代表着“厌恶法令阻塞自己获得私利的大臣”和“厌恶刑罚处罚的刁民”。
　　实际上这最后一段和《商君书·更法》中讲述的道理是一样的。用《商君书·更法》中提到，以及太史公在《史记·赵本纪》、《商君列传》中都有引用的几句话语，希望可以略微弥补一下亡佚的一些部分所要讲述的道理：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