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战国，已经从天下动荡发展到天下大乱。所谓春秋八百诸侯——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到了战国后期只剩下了七个强国，也就是所谓“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两百年间，七雄之间合纵连横（“合众弱以攻一强”为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为连横。合纵指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即秦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他国。还有一种说法是：南北为纵，六国地处南北，故南北联合抗秦为合纵；东西为横，秦处西，六国在东，故东方六国事秦谓之连横），你争我夺，钩心斗角，玩尽机谋，上演了一出壮观又血腥、机智又卑劣的历史剧。昔人曾评价讲述这段历史的《左传》为“相斫书”，相斫就是相互砍杀，也就是战争的意思。《左传》充满了战争的记录，陆游《对酒》诗云：“孙吴相斫书，了解亦何益？”梁启超更认为二十四史即最大相斫书：“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风貌。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东方六国都各打算盘，合纵不过是靠不住的松散联盟，结果被秦国各个击破。孟子死后不到七十年，秦国统一了天下。

　　孟子正是在列国战争如火如荼、诸侯相斗你死我活的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是一个不看情面，只看实力的时代。孟子出道时，由于他犀利的思想、雄辩的口才，曾经名满天下，一段时间内很风光，受到热烈欢迎。此时的孟子出行有专车几十辆，随行人员几百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要馈赠黄金，聆听教诲。这时的孟子是著名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是超级知识分子，享受的是卿大夫的待遇。其实就孟子的社会身份和活动方式来说，他同当时名声不好并且遭到他激烈抨击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一样，也是所谓“游士”，即没有固定职务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游说，让国君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获得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所以后来北宋反孟的思想家如李觏就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李觏《常语》）“孙吴”指孙子和吴起，两人都是春秋战国时最有名的军事家，所谓“孙吴之智”指的是打仗的智慧；“苏张”指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在正统儒家看来，“孙吴之智”和“苏张之诈”都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李觏将“孟子之仁义”和“孙吴之智”、“苏张之诈”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主张和活动都是乱天下，这就抹杀了孟子思想的道德价值。司马光《疑孟》也指责孟子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孟子出卖自己的灵魂，把古圣先王的智慧当商品兜售。这话说得就更刻薄了。

　　必须指出，孟子和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纵横家专门吃战争饭，孟子却是一位最著名的反战人士。纵横家没有特操，有奶便是娘，如苏秦到秦国鼓动秦惠王吞并天下，惠王以秦国还不够强大为由拒绝了苏秦的建议。苏秦就转而鼓动其他六个国家联合起来打击秦国，《史记》说他“为纵约长，并相六国”，意思是当了六国联军的总司令并兼任六国总理，可说是备极尊荣，但最后还是落了个车裂而死的下场。苏秦曾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因此苏秦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这体现了时代的巨变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孟子坚持崇高的人生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如果违背自己的政治原则乃至政治理想，诸侯请他他都不去。孟子的价值取向和苏秦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讲实惠，还是要学苏秦，讲道德，还是要学孟子。一正一邪，究竟学谁，这是一个严峻的人生选择。

　　前面说过，战国群雄相互拼杀是为了实现各自统治者的野心，但统一同样是老百姓的要求，天下大乱，战祸连绵，最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孟子不是反对统一，相反，他也主张使天下定于一，但他的动机、方法和途径与纵横家完全不同。纵横家费尽心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靠权诈机谋迎合统治者而求得升官发财；孟子则是一心一意要推行仁政王道，也就是通过符合最高道德要求的政治诉求来消弭战祸，统一天下，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正一邪，是不容混淆的，也正由于这样，孟子尽管是当时最著名的反战人士之一（另一个著名的反战人士是墨子），但他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例如他认为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就是值得肯定的正义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是从春秋到战国的战争都不是这样的正义战争，相反，都是统治者争权夺利，兼并土地，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非正义战争。孟子沉痛激烈地控诉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孟子强烈地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

　　在一个靠实力和战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自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考察春秋战国形势，各国有善战者不一定繁荣强大，但没有善战者则一定难以生存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赵国。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空前强大。战国后期，赵国由于有善战的廉颇才能大破齐国和燕国。秦赵长平之战，赵军开始由廉颇指挥，廉颇采用坚壁固守之策，秦军三年都劳而无功，对他一筹莫展。等到赵王中了秦国丞相范雎的反间计，撤掉廉颇，换上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军就大败于秦军，四十万人全都投降，结果除了老弱病残二百四十人，剩下的全都被秦将白起活埋了。赵国的军事力量经过长平战役，差不多消耗殆尽。赵国其后出了个善战的李牧，屡次大败匈奴和秦军，解除了匈奴和秦国对赵国的威胁。但秦国又使用反间计，赵王杀害了李牧，不久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此外，燕国有乐毅便能大败强敌齐国，收复失地，并攻占齐国七十多个城池，直到拿下齐国首都临淄；齐国有田单才免遭燕国吞并，先用反间计使燕王撤了乐毅，又使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了全部失地；楚国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受三晋的欺负，用厚礼贿赂秦国，才维持了与三晋的和平局面。后来因为有了能文能武的吴起，变法强兵，国势日盛，才有能力抵御三晋，并讨伐强大的秦国，威震诸侯。没有善战的军事将领，保卫国家则无从谈起。孟子在这样一个战争时代坚决反对战争，不管他有多么充分和高尚的理由，肯定行不通。

　　更为不合时宜的是，孟子不仅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还提出“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意思是对主张开荒拓土增强国家实力的人也要给以处罚，这就完全对抗了富国强兵的时代潮流。这项主张的反证就是商鞅变法。商鞅为秦孝公“为田开阡陌封疆”，制定贯彻法家的耕战政策，奠定了秦国称霸的基础，使秦国由一个地处西陲的不发达国家逐渐成为傲视群雄的头号强国。孟子的看法当然另有深意，他的动机还是从百姓的利益出发，他是怕开垦了新的土地，百姓要承担更沉重的赋税。但不管怎样，他的许多主张特别是反战立场确实远离战国实际。他的“仁者无敌”的见解尽管无比崇高，但在波诡云谲、充满欺诈的战国时代，往往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有效可靠。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孟子“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就是说他的见解迂腐高远得不切实际。从特定的角度看，这个评价确实没有冤枉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