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政治理想终究不能实现，他的出游也就不能不碰上和孔子一样的遭遇，在自己的国家挨过饿，在齐国、梁国等国，国君对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听听而已，《史记》说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比较一下同时代的邹衍，孟子的境遇真是令人深深叹息。邹衍是个阴阳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专门谈天说地、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的算命先生（也有人说他最后目的还是要推行儒家的治国理念），但他在齐国和梁国均得到高规格的礼遇，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邹衍到了赵国，最有权势的贵族平原君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侧面走，坐下来之前，还要亲手用袖子为他掸掉坐席上的灰尘；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毕恭毕敬地拿着扫帚倒退着为他清路，并专门为他盖了一座叫碣石宫的高级宾馆。相较之下，孔子、孟子谈仁说义却落了个饥寒交迫、四处碰壁的下场。原因正如《史记》所说，他们的主张和那个时代的需要之间有如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孟子晚年跑不动了，只好回到家里和他的学生在一起著书立说。

　　先秦三大儒都是这样。除了孔子和孟子，荀子虽曾在齐国“三为祭酒”（“祭酒”相当于礼宾司司长），但终究被人陷害跑到楚国，投奔春申君，做了兰陵令。春申君死了，荀子的兰陵令立刻就被撤掉，也只好回到家里去写书了。但三大儒政治上的不得意，却成就了一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论语》、《孟子》、《荀子》，这三部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实际上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日期：2010-08-29　20:57:17
　　民主呐喊，人民至上的理念
　　孟子在很多方面都深化与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时隔两千多年，他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普遍的文化价值，好像针对的就是当代人和当代世界。翻开《孟子》，扑面而来的是强烈鲜明的民主意识，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孟子》全书。孟子思想最可贵的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他永不停歇的民主呐喊，这呐喊如同灯塔，射穿了专制制度的黑夜，暴露了社会丑恶的现实，抨击了统治者的残暴，表达了老百姓的呼声。孟子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民贵君轻，反对绝对权力
　　孟子关于民主有一个著名的理念，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个理念告诉我们，老百姓是最宝贵的，老百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和老百姓比起来，决定国家命运的社稷神灵都是次要的，国君在国家的天平上则是分量最轻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绝无仅有，它是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最响亮的民主呼声。

　　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强烈抨击了残暴的统治者鱼肉百姓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你的厨房里有肥肉，你的马厩里有肥壮的马，但老百姓的脸上都是饥饿的菜色，野上横陈着饿死的尸体。这简直就是率领野兽吃人哪！野兽相残，人都厌恶；你们这些所谓老百姓的父母官，奉行的政策就好像率领野兽来吃人，哪里还有资格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最勇敢地抨击统治者的残暴，最尖锐地批判贫富悬殊现象的思想家，因此也是最出色地履行了知识分子天职的思想家。上面一段话和后来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孟子的言论更迸发出一种愤怒的犀利。

　　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坚决反对帝王拥有绝对权力，他将君臣关系视为互相制约、互相对等的相对义务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犯了严重错误还不改，被统治者就完全有权力更换统治者。“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卿的职能是什么，孟子回答说，国君犯了严重错误，贵戚之卿负责规劝他。如果反复规劝国君还不听，卿就可以换掉他。

　　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甚至明确地肯定人民有报复残暴的统治者乃至发动革命战争、推翻统治者的权利。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老百姓一个都没死，眼看官吏去死却不救助。邹国的国君很恼火，向孟子诉苦，说杀掉这些见死不救的百姓吧，太多了杀不过来，况且都杀了谁来交税呢？不杀吧，又真是心理不平衡。孟子却说这个国君活该。为什么呢？孟子指出邹国大小官吏平时残害百姓，等到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老百姓当然没有义务帮助他们。不仅如此，孟子还进而认为百姓完全可以把这场冲突看成报复本国官吏的的机会，所谓“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孟子•梁惠王下》），“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滕文公下》）。

　　就民主理念来说，孟子比孔子要先进。孔子讲出身，强调尊卑等级秩序不可侵犯，抨击僭篡为“大逆不道”，如齐国陈氏贵族杀了他的国君，孔子就请鲁君出兵讨伐。孟子则只讲仁政，等级出身等都必须服从于仁政的最高政治目标，凡是行仁政的都可为王，贵族行仁政就可取国君而代之，国君不行仁政，倒行逆施，残害百姓就是独夫民贼，人人皆可得而诛之。武王伐纣，孟子不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而认为是合乎正义地诛杀一个残暴的独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诛”与“弑”一褒一贬，含有特定的、鲜明的政治道德含义。臣下无理地杀害君主，儿女杀死父母等都用“弑”字，合乎正义地杀死罪犯则用“诛”字。按身份，周是商的诸侯国，周武王还是商纣王的臣属，但周武王杀掉商纣王，孟子却否认是“弑君”，明确地指出这不过是除掉了一个独夫民贼而已。这种立场和解释对于孔子来说不可想象、不可接受，对于孟子却是天经地义。因此我在前面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从根本上颠覆了帝王专制时代忠君不贰的政治要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政治逻辑在孟子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